（三）“民主和平理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舆论和争辩中，一个常见的判断是，似乎一个不够“民主的”乌克兰只要加入“民主的”欧盟，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危机和冲突，就能够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构想。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以及2013年一整年乌克兰为加入欧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展开的。这就涉及一个更为普遍的命题：被奉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论”，其大意是凡民主政体就能够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避免相互战争。这个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未经充分证明、却流行多年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康德写于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这篇长文。

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康德《论永久和平》所提出的表述而言，他强调的实现和平的关键之点，恰恰倾向于“共和制”，而非一般传说中的“民主制”。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康德还着意将“共和制”本身与“民主制”相区别。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中直接相关的要点大体包括：第一，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宪法；第二，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宪法除了其来源的纯粹性（即来自法权的概念之纯粹根源）之外，还有指望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即永久和平”；第三，“共和主义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的政治原则”[43]；第四，关于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问题，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依此词的本义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独裁制；因为它建立一种行政权，使全体针对个人、甚至可能忤逆个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作决定，也就是说，不成其为全体的全体作决定。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与自由之间的矛盾。”[44]

康德《论永久的和平》

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称为“民主政体”的政治形式存在着透过暴力以达成宪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对内、对外表现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悖。康德的思想与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表达的思想异曲同工。在麦迪逊看来，“共和政体之所以优于纯粹的民主政体，主要在于它能缓解党争带来的恶果”。[45]因此，尽管民主与专制问题可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但不构成仅仅以“民主”来决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何况，类似乌克兰的这一类“民主政体”，自身还有着大量无法与基本民主要求相吻合之处，大大增加了内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的困难。进一步言之，无论是“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五日战争”、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冲突本身的动因、过程，还是其外部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复杂因素，远远超出“民主抵抗专制”的简单化命题。

简言之，转型中国家理当为推动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关系的理性构建，进行认真尝试。民主体制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和平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简单化了的所谓“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命题来看待乌克兰危机，更不能用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教条，来曲解当今全球转型国家危机丰富而复杂的含义。

（四）来自国际关系史和当下的两个见证

有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民主范畴，究竟多大程度上曾经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得到推广？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教授、俄罗斯与东欧历史学家阿里克谢·米勒曾作过这样的分析：首先，18-19世纪，英法帝国在附属国内形成了一些民族国家，英法向这些民族国家的民主输出，借助于帝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如拿破仑法典的输出，不仅仅是因为人权宣言思想的魅力，“还借助于近卫军的军刀”。其次，19世纪下半期至一战之前，欧洲议会民主的维系，借助于君主制和皇室（如奥地利）；同时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时期普鲁士的议会制度，则毫无疑问借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强权。然后，一战到二战期间，欧洲新生的民主政体更多靠威权主义支撑。再次，在冷战的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欧洲外围国家推行民主，靠的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北约、欧共体等具有强制性的机制，充当“外部稳定器的角色”。同理，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推行民主体制时存在大量问题与缺陷，同样依靠了这样的“外部稳定器”才站稳脚跟。最后，21世纪一波又一波并不成功的“颜色革命”证明，只有当这些国家本身被纳入“外部稳定器”支持下的西方体制内部时，才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甚至，2000年美国大选中艾伯特·戈尔与乔治·W.布什两位候选人关于选票的争端，最后都是由民主制度本身之外的力量——高层内部协调——介入，才得以解决的。阿里克谢·米勒教授通过民族国家体系内民主发展的历史研究证明：如果不是依靠来自外部的强权、暴力、抑或古老传统（如皇室权威）、精英内部调节，民主难以被维持和推广。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以民主范畴为依据，很难用来作为划分国际关系主体性质的标准。[46]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是以苏联解体为基础

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美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各派之间，当下正就自由主义霸权的前景展开热烈辩论。与上述争论关系密切的一个论战命题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崇尚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究竟何者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相互之间的争论，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领域贯穿始终的一场重大争论。这场争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长文，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又“打败”了共产主义，如今已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世界最终将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47]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普林斯顿大学约翰·艾肯伯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戴维·赫尔德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要改变“民主政治与国际关系两者之间，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均鲜有联系”[48]的现状，提倡国内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49]他们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关于建立“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论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乃至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之后，面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该流派依然对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对于上述这一派别持有极其强劲批判态度的人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美国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第一，米尔斯海默是从国际力量结构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大国与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单极世界，像美国这样的“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大国展开安全竞争。”但当“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秩序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第二，米尔斯海默认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这三大思想原则中，“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50]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在无政府主义逻辑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个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为国际体制运行所提供的支持远远强于自由主义。表面上看，米尔斯海默发起了对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重重一击，但实际上，他对于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是否有足够理由使用“民主”“自由主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外交行为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尽管，所有这些有关民主、自由、专制、威权的争论，并不全都发生在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却始终成为这些争论中的主题。上述有关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身份之争还远未穷尽。甚至越到晚近，有关俄罗斯身份谱系的争议看来越趋热烈。比如，21世纪以来有关俄罗斯外交最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乃是俄罗斯是否是现行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者，俄罗斯是否是当代西方体制的最大挑战者？诸如此类。看来，摆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界面前一个分量不轻的责任，乃是需要重新梳理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的主体身份，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对当代国际进程的复杂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