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中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俄罗斯外交中的“身份之争”涉及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来看待“民主”“专制”或“威权”等当代不同国家体制背景下的对外政策问题。

（一）冷战后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之际，国际社会较为风行的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冷战结束后最初阶段相对和谐的国际氛围。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这一观念很快被其他观念所取代。特别是美国以世界事务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观念风行一时，大体延续至今。

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宣扬的“自由议程”，已经成为超越党派的美国外交的主要思想路线。小布什称：“我们这个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将自由广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一点上，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36]从2003年末之后欧亚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到乌克兰危机之后的重新对抗，与上述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的兴起，乃是其中之一。用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阿拉伯地区的动荡的确“凸显了美俄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之间的那道鸿沟。美国及其盟国强调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两大核心原则的重要性，这两大原则就是保护的责任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义务。相比之下，俄罗斯信奉的却是一种传统的、19世纪的世界观，强调绝对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性。”[37]但是安琪拉·斯登特在她的著作《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中，始终没有回答她在叙述“阿拉伯之春”对美俄关系影响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也是1947年乔治·凯南以“X”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国内政体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问题。

这一问题事关美国如何看待俄罗斯以此为基础的外交，以及如何基于自身政体看待与俄罗斯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由此，可以观察到的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的特性。关于这个问题，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中有较为明确的回答。第一，凯南虽然在冷战起始阶段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核心思想，但也恰恰是他坚决反对当年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第二，他固然尖锐批评苏俄的国内制度，但也明确主张冷战政策是有限的政策，要把对抗限制在政治领域，不应涉及军事领域。第三，基于同样的道理，1996年凯南坚决反对北约的即将东扩。凯南赞成托克维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民主政治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长远的发展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38]可见，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本人与托克维尔一样，并不主张将美国国内民主政治与其对外政策紧密挂钩。从原则上说，非西方国家可以、也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治理传统；奉行民主政治理念的国家，可以以此而结盟；但无法要求所有国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都变成与自己同一的政体。一旦互联网时代的中东地区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都不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他们把推进民主自由作为当务之急，而把包括美俄关系在内的诸多务实合作置于次要地位。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而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以民主政治为立国之本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不太可能放弃以意识形态引领其对外政策。相形之下，虽然俄罗斯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仍然坚持以国家主权立场和反对外来干涉的观念主导外交，因此美俄间的观念对抗依然不可避免。

普京总统多次公开表达，很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被告知，只要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但事实表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压力也没有减少。[39]事实上，俄罗斯在放弃原有意识形态之后，承受的不仅是地缘政治压力，而且是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压力。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但是以人权、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与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维护主权的观念形态之争，同样紧张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乔治·凯南在日记中的肺腑之言，有助于人们洞悉当今国际乱局的谬误所在。

1952年5月，凯南前往莫斯科途中。

（二）乌克兰危机的教训是“民主对抗专制”吗？

欧美国家和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激进分子所宣扬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乃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对峙；乌克兰要求加入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民主、自由、繁荣的“欧洲”的一部分，旨在彻底摆脱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传统的影响。这一观念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并被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标准。

乌克兰被作为“民主”方的代表是这里的内在假设，如何看待这一假设呢？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论述了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当代社会的“四种焦虑”[40]：其一，进入21世纪以来，在民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不安；其二，一些国家走出了威权状态，却陷入了既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其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不表明治理业绩的优劣，无法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四，普遍的制度不稳定，作为一种政治失败，未能在国家、国际层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恰当的管制。作为典型案例，乌克兰被福山归入上述第三种“焦虑”。按照他的逻辑，乌克兰很难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其政治制度无法“向民众提供所需要的基本服务”。[41]

乌克兰危机中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精英疯狂寻租，人民共识高度匮乏，这乃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长期的内部结构性原因。相比之下，虽然2011年9月24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曾是一个使欧美国家精英普遍感到“并非全然出乎意外”、但“令人震惊”的变化，而且在进入2011年秋天之后，经历了21世纪以来第一次俄罗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其中包括2012年总统竞选的激烈过程等等，但俄罗斯内政出现的较大变化是：重开地方领导人的直接普选，大规模地打击腐败，俄最高领导人与反对派直接对话，万众关注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赦免等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卢基扬诺夫曾在一次严肃的学术演讲中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有过这样的表达：同样是转型国家的腐败现象，在俄罗斯，拿了钱的人帮你办事；而在乌克兰，拿了钱的人却是马上消失。[42]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俄罗斯与乌克兰也都面临着如何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艰难挑战，很难用“民主与专制”的黑白对照来简单区分俄罗斯与乌克兰内部体制的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