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普里马科夫的观点是，“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于其在冷战中的败北”。理由是：第一，“人民支持叶利钦绝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使苏联解体的事情，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过去极权时代。”换言之，这是人民的自觉选择。第二，虽然普里马科夫作为一个持有中左立场的老资格政治家，曾非常冷静、客观地断言，“不认为国外势力会直接参与”苏联解体过程，但也承认，“在美国和西欧，盼望苏联早日崩溃的人为数不少。”而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担心“苏联的解体会导致国家出现动乱，因为在该国各地部署着大量核武器。”第三，有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佐证，“后苏联时期的空间并没有陷入混乱，苏联的核力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仍矗立在解体国家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的国土上。然而，正是基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不对称认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输掉了冷战，华盛顿才认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权利平等是‘不合理的’。”[14]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以和平方式终结的这场较量并没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失败者。普里马科夫据理力争的立场在于，俄罗斯是作为前超级大国与美国一起终结了冷战。[15]显然，在俄罗斯，普里马科夫的这一表述不仅是较有代表性的官方看法，也反映了相当多数精英与民众的看法。但也仍需承认，冷战终结多年之后，多数西方精英经常毫不在乎、并十分外露地把自己视为“唯一胜利者”的态度与立场也没有改变。

（二）当代俄罗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国家”？

从带有时间含义的现代性视角来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究竟是一个需要完成自身的——首先是国家政治建构的——现代化的国家，还是一个如欧盟国家那样已经完成了这一进程、处于超越主权阶段的后现代国家？抑或是一个既有大量前现代特征、又面临现代化的紧迫任务、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后现代禀赋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大国？

从现代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并不是纸上谈兵。苏联解体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与现代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名义上主权独立、而实际上所属领土却难以管辖的状态，即使多年转型也未能真正按照西方样式构建起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持续稳定体制，欧亚区域化进程中的新兴独立国家相处的法律原则与传统“潜规则”之间的相互抵充等。这些都反映了现代化水平的实际情况与现代性要求的国家建构之间的重大反差。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欧亚地区冲突——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颜色革命”——大都因上述尚待解决的国家建构问题而起。所以，21世纪欧盟与俄罗斯一系列争端中的一个基本认知问题在于“现代性”之争。因为欧盟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并以超越主权的国家联盟方式存在的身份主体，而俄罗斯还是一个尚停留在主权构建阶段的国家，就现代化发展水平而言，欧盟要“高于”俄罗斯。欧洲资深专家曾这样告诉笔者：俄罗斯还停留在19世纪。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另有主见。在俄罗斯专家看来：捍卫主权，这就是在捍卫欧洲传统的价值，同时也更加顺应时代潮流。俄罗斯精英对来自欧洲的批评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正因为欧盟抛弃了主权观念，才真正是自乱阵脚，失去了方寸。而英国脱欧，正是这一观念之争所导致的现实的写照。

2014年6月，G7在布鲁塞尔召开17年来首次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峰会；本次原定于在俄罗斯举行的峰会临时改在欧盟总部举行以报复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图自中国日报

从现代性视角看待俄罗斯身份属性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是因为这紧密关联着如何重新阐述与现代化相伴随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迈克·大卫-福克斯曾在专门介绍与苏联之前、苏联、后苏联各个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出自英美的历史文献）的著述中，论及了运用“现代性”概念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但它的意义仍各不相同。迈克·大卫-福克斯归纳如下，当现代性概念被用于俄罗斯之时，至少有四种基本方法，从而得出的观点不同：第一种方法得出的观点反对俄罗斯存在过现代性的观念，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第二种认为俄罗斯存在着现代性，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并且是普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就第三种方法得出的观点看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现代性，每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最后，第四种认为，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是能够在互相交织发展的背景之下，与多种传统元素互动、共处，并创造出各种样式的混合体来。[16]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外交身份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它既不像一些欧洲专家基于单一的线性时间概念所描述的那么简单明了——超越主权的“先进”的欧盟vs.维护主权的“落后”的俄罗斯；也不全如俄罗斯一些专家以“回归保守”抵制“后现代”现象的评价来得那么消极。犹如俄罗斯学者科尔图诺夫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建构，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日渐疲惫；特别是曾经在现代主义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动员能力和不容妥协的理性主义原则，都不得不宣告趋于松弛。”[17]这意味着，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理解“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

法国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认为：现代性就是“存在于当下的未来”，或进一步来说就是“被视为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按照这样的定义，夏尔勒指出，“围绕未来的话语（指现代性）不仅会根据假想的未来重新诠释现在，还必然会重新诠释过去；而与之相反，以往的历史性体制则会以维系过去（‘传统’‘风俗’‘先例’‘遗产’）为目标来构想现在和未来。”夏尔勒理解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把“现代性”与“历史性体制”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现代性话语主张按“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的要求重新构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往历史性体制”只在于“维系过去”。第二，“现代性的高潮与低谷则指示了此种话语的制造与其传播能力的不平衡性。”换言之，现代性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相互关系的诠释与构建能力；也即，如果能够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者之间合理、适当地构建起叙事体系，那么就能够切实有效地引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第三，现代性的当代主题，是“在经历了充满疑虑困惑的‘后现代’时代之后，尝试以讨论‘多元现代性’与历史进程差别化的加速度来革新有关现代性的话语。”换言之，如何调处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现代性，也即如何去解决当代人缺乏共时性的深刻弊端是当代的现代性争议的关键。在克里斯托夫·夏尔勒看来，欧洲精英欲将其自身的“现代性”强加于世，酿成了20世纪的两次大战；而盲目模仿1848年“民族之春”的当代一系列不同文明与时间维度之下的“颜色革命”，其实质都是停留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无法应对变化无定的当代世界。[18]

换言之，如果“现代性”仅仅停留在以西方经验来解释世界，仅仅以西方式的国家认知来评判国家属性是否“现代”，而忘却了放在更为广阔的不同空间、不同文明范畴下，在不同时间性的维度之下来对其进行评说，诚如巴瑞·亨德斯所言，这样的“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就有了偏差。[19]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身份争议，显然作为各种争端的由头之一左右着各方的对外立场。然而，相形之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颇有意义的假设与命题，却远没能形成共识。特别是还不知如何对俄罗斯的“现代性归属”做出一个系统周全、令人信服的定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多元现代性”的提出打破了教条，提供了相对宽容的依据，使人们有可能对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环境下的身份认知问题进行认定。换言之，使人们有了一个更为广谱的视角，来确定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问题。[20]就这一视角而言，至少俄罗斯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性大国：无论是在人们广为赞叹的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拔得头筹，引领世界的重大进步，还是在尚存尖锐争论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创设、社会革命、地缘竞争对世界现代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俄罗斯这个巨人的落后与赶超、学习与反叛、模仿与创新、隐忍与奋起，都将会是在“多元现代性”国际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大国之一。

（三）冷战后的俄罗斯：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

如果不从现代化进程的线性视角，而是从政治属性的谱系视角对俄罗斯外交主体的政治属性进行评判，那么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二是，俄罗斯是否依然是一个“帝国”？

1. 从“民族国家”向“帝国”的倒转

“帝国”作为一个描述治理模式的中性概念，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比起当今任何一个号称具有现代建构的国家范式，俄苏有着时间更长、更庞杂、但也更丰富、更特别的与帝国有关的治理传统。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西方化的大潮之下，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原苏联国家的基本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