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选择混合，不搞非黑即白

我们有一些教条主义经济学者喜欢纯粹的东西，比如纯粹的市场或纯粹的计划。其实政治学者也常常如此，一些头脑僵化的人总是喜欢讲政体，区分自由和专制，集权和分权。比如我们国内就有学者讲，只有自由不自由，没有部分自由部分不自由等等。这是一种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其实即使在是西方思想中，自古就有混合的思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到近代欧洲的政治哲学家们，都有人讲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

中国文化不喜欢非黑即白，为什么不能什么都有一点？只要是有利的东西，我们为何不能都吸收进来？中国文化强调一个“度”字，纯粹未必等同于最优，不管黑还是白，适度才最重要。

邓小平用自己生动话语把这个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回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80年代价格改革时，不同的观点争来争去，后来中央采取的是双轨制。按经济学观点，价格双轨制既不符合计划也不符合市场，所以后来一直有争议，客观上后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当时它的确以小步走的方式解决了过渡的问题，避免了大规模的震荡。

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的出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超高智慧。邓小平1992年的讲话超越了学术界的讨论，给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定了调。因为有了这个讲话，才能在1993年的决议中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制度中，为无休止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还有，香港问题的解决，也是创造性地使用了“一国两制”。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不同形式的混合制、双轨制甚至多轨制比比皆是。人类社会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不可能按照教科书和黑板知识来按图索骥。这种实践智慧、中庸智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

再次，保持延续性

务实、渐进、混合的精神，还带来了一个政策特征，就是延续性。因为所有改革都是有试点、有步骤地展开，所以我们党和政府的换届往往不会带来政策的大幅震荡，不会朝令夕改，不会朝三暮四。

相反，很多搞自由民主的国家，其政策特征就是断裂。在野党总是喊着反对口号上台的，所以会带来一些政策的急转弯或猛回头。比如奥巴马的医保法案，特朗普上台后一心要废除。奥巴马时期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协议，特朗普上来就要废掉。这不仅浪费了大量政治资源，损害社会利益，而且使国家丧失信用。

当然，选举政治中也存在政策的延续性，也就是一种奇特的“尺蠖效应”：不管谁上台，都只敢减税、加福利，不然就被选下台。结果就是国家像尺蠖一样一步步走向债务、赤字和破产。

比较起来，回看40年，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政策有着惊人的稳定性。我们可以规划未来5年、10年，甚至更远的事情。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我们坚持了几十年，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新的远景规划。比起很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思考问题只能以几年甚至几个月为周期，我们的政策不断地得到优化，不断产生成果，好像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追求共识

前面讲的务实、延续，如果没有了目标的共识就会失去方向，不可能持久。改革开放的政策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一直在不断地寻找和磨合出共识。

首先是价值共识。改革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而是要把社会主义改得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这方面邓小平给出了榜样。虽然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对方向是从不含糊的，正是他在1979年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其次是利益共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一定会有人获益有人受损。那么如何说服人们接受利益格局的变动？就要靠利益共识。又是邓小平的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话，在很多国家领导人讲出来，是不会有人信的。特别是在多元主义、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各个集团都是以追求本集团利益为宗旨。我凭什么相信你富了会带着我一起富？我凭什么要接受利益的损害？西方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工人就被抛弃了。

而当时的中国人信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任。改革的每一步都会触动某些群体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被抛弃，而是由国家和社会给予补偿和反哺：工人下岗——社保和医保体系，长三角受损——浦东新区和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先行——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西部地区贡献能源——对口援助。

在发展机会、教育资源、政策优惠、甚至发生天灾人祸时，中国都像一个大家庭，各个地区、产业、城乡之间相互扶持，暂时的利益受损总会得到更大的回报。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有共识，这些问题一定能解决。

最后是文明共识。改革开放的成功，动力也来自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离不开一种对中华文明的命运共识。70年代以来，西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阶段。虽然初衷是为了追求平等、进步、民主，但是在个人主义的观念背景下，这种进步运动最终却鲜有例外地走向了反共识、反共同体化的方向。所以今天西方以及很多地方，社会是在不断走向分化，族群和种族分裂、性别分裂、地区分裂、代际分裂、宗教分裂、文化分裂以及近几年开始冒头的阶级分裂，使很多社会开始面临解体的危险。

与此相反，中国自80年代以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倾向，但是最终共识压倒了分裂。有斗争是正常现象，毛泽东同志曾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党的领导决不含糊，不做乡愿，不和稀泥，坚决和任何分裂中华民族和社会共识的现象斗争，今天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仍然保持着共识团结的姿态。这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以及继续走向成功的基本保障。十九大报告的一句话表达了全国人民坚持这种团结共识的期望：“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总结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虽然有一些必然性，但总体上并非必然天赐，而是几代人的牺牲和积累、制度的独特优势、战略的明智选择、政策的坚定持续以及几代领导人英明决断的合力的结果。这段历史可能胜过任何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比那些被陈平教授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家”或被苏长和教授称之为“空想自由主义者”们的说教更有说服力。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会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未来的路往哪走，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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