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应看到，互联网监管和过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工监管非常不同。过去是按照市场生产形态的类别进行监管，但互联网监管需要多部门协同联合。

监管一个技术公司，它可能既是经济问题和创新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以确实需要在统一的意志下，协调各方面推进工作。中国有这个优势，只要我们想做，就可以实现多部门的联动。

虽然我们现在在监管方面还有一些滞后，但是可以通过在实践中学习逐渐地进行完善。中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防微杜渐”的政治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特别强调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预测预警。十九大特别提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互联网参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不管是对待平台经济，还是互联网经济，中国不仅仅是从经济层面来看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对平台经济的规管要求就会比较多，有些研究经济的，或者是平台创新的人，他们有点不理解这个事儿。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优势，中国会以行政和政治的眼光去看平台创新，留意一个产品潜在的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警惕它随着壮大而构成的系统性风险。

可以说，平台经济反垄断，中国的制度优势就在于“防微杜渐”。

3月5日，美国总统拜登任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倡导“网络中立性”的吴修铭(Tim Wu)为科技竞争特别助理。图自美联社

观察者网：前段时间，美国公布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提倡网络中立性、主张拆分科技巨头的华裔背景学者吴修铭也在其中。一些观点认为，这或许预示着美国会在制约科技巨头方面有进一步的作为。您觉得这个判断成立吗？科技巨头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樊鹏：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创新活力不是来自于大企业、跨国公司。美国的经济基础和活力是中小企业的繁荣和创新，这是美国历代政治家的一个共识。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这种技术企业的发展和垄断，同美国的历史规律是违背的。

美国的很多政治家非常清楚，保护小型市场参与者的生存权利，是很必要的，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大型技术公司的市场地位根本难以撼动。

在调查谷歌的报告中，就提到两个因素将使谷歌始终保持垄断地位：第一个是它的搜索服务器的高额成本，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建立起来；第二个就是点击和查询数据的自我强化优势，难以撼动。再加上技术企业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更让美国力不从心。

当然，考虑到公众的呼声、政治斗争的需要，各派力量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表达。

数字平台是自然垄断。传统的反托拉斯法倾向于将其分解，从而消除其规模优势。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反托拉斯执法者并未阻止主流平台公司数百笔收购中的任意一笔。

并且，有研究提出无论是拆分技术巨头或剥离巨头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小企业的持股份额，都难以起到显著效用。因此，我们尚不清楚美国这一轮反垄断行动和拆分预期最终能否成功。这其中的主要障碍和局限包括：

首先，要成功反托拉斯，可能需要彻底改革围绕它的法律制度。美国政府要去管理脸书的某项行为，脸书可以反馈许多理由，列举许多法条，来论证政府不可以这么做。而政府要论证或者修改法律流程非常复杂，且涉及到不同环节，技术公司就可以介入进去游说，然后否决。

我前段时间查到了一个报告就提到，美国涉及技术巨头监管的法律体系是多么的复杂，如果你真的要解决它，可能要3-5年的时间。但是到那个时候，技术公司早就通过其他技术方面的创新规避了相关问题。

第二，促进竞争并不能解决平台经济固有的自然垄断动力。《纽约时报》组织过一个研讨会，学者就提出一个观点说促进竞争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垄断问题，因为竞争了之后，总有一个公司会以很快的速度取代此前的巨头，形成新的垄断。

第三，技术巨头反垄断涉及到比过往更加复杂的国际合作。《经济学人》一项分析就表明，尽管欧洲一些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对技术巨头设置的监管护栏领先于美国，但迄今为止最高罚款额仅为受处罚对象市值的1％，这就让我们更是难以想象欧盟将如何自行拆分一家美国公司，毕竟反巨头的“泛大西洋”合作至今仍是一张白纸。

至于美国科技巨头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我们要从很高的政治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帝国主义新形态的发展。

今天的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到一种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科技垄断帝国主义。它们要靠资本加技术的输出与合谋，才能实现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种预期和任务决定了这种帝国主义国家形态，需要技术巨头的维护和帮助。美国政府固然警惕脸书，但又需要脸书去帮助它输出意见，维系霸权。所以，政府和技术巨头之间会有斗争，又有合作，是一个非常纠缠不清的状态。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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