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吴立群】

观察者网：伴随着针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这段时期出现不少关于互联网反垄断的讨论，比如打击平台“歧视性屏蔽”、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数据困境、提高对头部企业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等等。

目前，我国在互联网反垄断，尤其是平台经济反垄断方面的实践才刚开始。在您的观察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难点在哪里？

樊鹏：这些讨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务实，在国际上也具有普遍性。比如小微企业面临的数据困境，这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也就是说当技术巨头或者平台经济发展到“头部垄断”的市场形态之后，它实际上是阻碍创新的。

在面对反垄断调查的时候，西方那些技术巨头总是声称，他们会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激励创新，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这套说辞。

所以在去年十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美国政府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垄断调查。报告以大量证据指证技术巨头的反竞争行为阻碍了创新，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甚至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另外一个，两会期间提到的“提高对垄断的处罚力度”，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很遗憾，这种开罚单的方式很初级，并且事实证明效用并不明显。有时候甚至还变相地给技术巨头打了广告。

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发布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美国政府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垄断调查。

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日益突显。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要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

技术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它是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其发展实际也囊括在反垄断议程中。未来强化反垄断，理论上应当也将会成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性举措。但平台反垄断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需要先厘清两个概念。

互联网经济实际可以分为平台生态型和技术驱动型。平台生态型主要基于互联网来搭建平台，核心思想是依靠平台“共享”，像淘宝和拼多多。

技术驱动型是以高新科技为主要推动力，例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从具体企业来看，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始出现一批优质的重点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驱动型企业通常不属于平台经济，但是他们同样存在行业内部的“头部垄断”的趋势和特征。以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产品的开发使用为例，国际上有很多证据显示，数据和人才趋向于向少数几家技术巨头公司汇集，形成垄断后遏制国内创新环境、加剧技术资源分布不公平的效应逐步释放。

然而针对上述这一类企业，相比较于平台经济而言，国家开展反垄断的逻辑考量可能更加复杂，决策者也会有更多顾虑。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体现，是国家能否占据国际领域新兴技术应用战略制高点的代表，在国与国之间开展实力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它需要统筹做好增进企业国际竞争力和维护好企业国内发展竞争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这些企业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和价值，就忽略了他们在国内社会经济层面的“负面效应”，或采取有区别的“绥靖”监管的政策。

平台反垄断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反垄断监管。这两者并不完全重叠。前者的着眼点立足于干预和控制资本延伸、扩张的领域、界限及其规模限度，后者是在特定领域和界限内，因企业生产形式和组织形态变化所释放的外部效应，以及所产生的组织和权力变异，因此更加侧重于行政权力怎么样去监管它的经济组织形态。

针对后者，根本上有三重问题：理论问题、国家意愿和国家能力问题，以及“政府-市场”关系问题。

首先是理论问题。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反垄断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现在的平台经济形态不同于20世纪大工业的经济形态。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消费模式，到使用数据的流程，平台经济都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再造。这使得国家要行使权力监管平台经济时，找不到理论依据。

扎克伯格走入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 图自《大西洋月刊》网站

比如脸书到美国国会去听证，扎克伯格在那儿讲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议员没听懂他说什么。有些人是只了解它的影响，并不了解它具体的运作。有些人知道这种经济形态运行本身的流程，但是不会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然还有人从政治层面意识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并不清楚依据何种合理的理由或理论实施监管。

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像滴滴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出租车公司，你完全考虑不到它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例如它对传统行政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一些事件暴露了在一个强大的行政集权制国家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行政权力的“真空”。

再比如知乎、b站，我们知道他们对青年社群文化的塑造作用，但并不清楚它们中长期的影响。不清楚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来实施更好的监管，更不会未雨绸缪，提前设置一些标准和门槛。

怎么样去监管，用什么理由去监管，用什么理论去监管，还要配合一套行政法规和法律基础。明知道某个行为是不行的，但是没有法律依据，仍然无法监管。比如数据问题——技术公司之间的数据，有些是不被分享的，有些是可以在技术组织之间穿透性共享的，对此我们该如何进行数据确权，这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其次是国家意愿和国家能力问题，也就是愿不愿意管和能不能管住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创新经济是不愿意管的。

在中央财经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来要加强监管，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而且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有意愿的基础上又涉及到是否能管住的问题。这里边涉及到我们在监管平台经济的时候要有正确的监管理念，用过时的理念来监管，肯定达不到效果。比如用拆分这种形式去监管一个技术企业可能也没有意义，你拆分完它的上层架构，它的技术架构仍然是一体的。无非是把钱从一个口袋分成几个口袋装而已。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对于新型技术巨头，政府展示了强烈的监管意愿。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所用的监管手段，无非就是编写一些特定的技术产品监管指南，开出巨额的罚单，启动立法规制或者强行拆分……这些操作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也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些手段是效用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