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监管理念之外，平台监管还涉及到监管的框架、监管的能力、监管的工具、监管的体系、监管的效用，等等。这也是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困惑。

大工业时代，监管者和企业是存在合作的，监管的目标、任务和监管成效都是相对清晰的。监管一个行业，行业组织是一种惯用的模式。监管者有时候也会请龙头企业出面，帮助管理和规约其他的小型企业，但是这些方式对于今天监管技术企业来说，几乎是没有用的。

头部垄断一旦出现，这些企业不仅不会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监管，还会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同类产品的竞争。同时它会逃避和规避监管，尽量使它所产生的负面外部性不为政府和公众所知。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政府在处理平台经济监管的时候又离不开技术巨头，这跟传统的模式也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模式就是政府大不了自己建立一个监管机构，建立一套人马，只要补充好监管能力，就能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的技术巨头是一个比传统的官僚体系和行政组织更前卫、更先进、更有组织效力的组织形态。现在国家之所以能管它，是因为它仍然还物理性地存活在国家体系的板块里边。

先进组织的监管需要依靠先进组织自身来解决。比如说政府要管理滴滴，就必须有一个跟滴滴几乎是相应水准的技术组织，针对滴滴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或者让它们相互监督。

这种广泛的协同监管可能是未来的大趋势，目前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比较完善的框架，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展开想象和设计的一个方向。

观察者网：能否监管好技术巨头，确实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一个方面。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观点：如果中国能做好平台反垄断的工作，或许能催生出“互联网社会主义”。您觉得我国在这方面该如何发挥制度优势？

樊鹏：当前，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技术巨头的影响，这是国家执政团体对于技术巨头和平台经济引发的负面效应、次生灾害的天然警觉。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反垄断的效果都不太好。一个原因在于今天的技术公司不像过去的托拉斯，其垄断不再是规模的垄断，或者组织结构的垄断。其权力和组织特征的复杂性使得传统的反垄断工具难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今天，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可以凭借技术在国家看不见的虚拟空间内掌握民众的某些数据。比如，某个预测天气的app，全国如果有10亿人口都用它，它就能够抓取海量的用户数据。这种技术的杠杆作用使得它在事实上可能构成了垄断。

另外，技术公司具体内部运作的隐秘性也给监管出了难题。而且它的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比如像蚂蚁金服这种互联网金融企业，它影响了金融发展的稳定性，但我们具体又不清楚它的运行方式。

所以，我们目前在技术巨头反垄断方面的理论铺垫、技术工具和资源储备等方面，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但立足于大趋势来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自己的制度优势。

能不能催生出来互联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回答，我们交给历史来回答。但总的来说，互联网新技术为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条件，但是同时它也击碎了一些过去被视为社会主义必要基础的东西，因此它的影响必然是两面的。

在国际上，平台经济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政府的监管效能、破坏公众隐私、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等等。更关键的是，它会破坏一个政府公权力的信用基础，因为它有很强大的游说能力；此外，它有能力操控社会的意见生产机制，进而操控政治。西方的经验提示我们，一旦垄断带来严重的负面外部性和社会次生灾害，就很难控制。

中国在克服这些问题方面，有很多优势。我们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优势，有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意识，有统一的意志和协调各方的能力，有健全的国家能力和制度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中央能够意识到问题，就会着手去处理问题。

从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到今年全国两会的讨论，以及近期我们最高决策者的发言，都显示了我们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面是非常务实的。

许多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们在应对互联网经济的时候，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意志，都是分门别类地管理和进行分头行动，所以技术寡头很容易分而治之地去应对。

美国在调查四大技术巨头的时候，这些技术公司是花了重金去游说政府的。包括欧盟在内也是这样，技术巨头在欧盟搞创新，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有保守的价值传统，所以他们要突破一些立法条款，也展开了游说。

但在中国，以类似的方法攻破最高决策机制，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防范政治游说、对抗利益集团方面有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