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您所说，地方干部急功近利，追求政绩是导致地方债台高筑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长期面临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困境也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如何在激发地方干部能动性之余，加强对其权力的监管，对于这个问题，您能否分享一些看法？

樊鹏：财权事权的不匹配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应该说是一直都存在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变化。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有了比较大的力量，中央会通过直接主导的项目和转移支付支持地方发展，但总的来说，地方的财政压力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与地方要完成的任务相比的话，他的钱总是不够的，甚至在东部地区可能好一点，在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他所面临的发展压力、财政压力，应该说比其他的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还要大。这确实是有困境的。

不过，我觉得独山县现在曝出来的事儿，重点不在财权事权不匹配上。我们会发现，越是在没钱的地方，他越敢干超出自身能力数倍的事儿。不管是搞政策设计，还是落实执行上级战略规划，必然都要考虑做事的前提条件和资源成本，可独山暴露出的问题是不计成本做事儿。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快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增量对冲了成本，甚至促成了灵活空间和发展激励，但是条件和环境变了，这种模式似乎不再具备可持续性，这是核心问题。

也就是说，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只是一个外在的制度框架，更关键的是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权力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原有体制鼓励大干特干、粗犷式发展，独山就是一面镜子。

为什么这么讲？地方政府发展的压力确实很大，具体说来有三重压力：一是发展压力，如经济指标、城镇化、脱贫等。二是官员的政绩压力，政绩压力和发展压力不一定是重合的，独山的很多操作实际上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一下子就要追求特高大上的那种价值，这是政绩压力使然，不仅是发展压力；第三个是执行压力，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强化制度执行力，地方要执行各类上级指标，动能转换、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社会稳定等等，只有做增量才能满足这些指标。层层加码加上顶格管理，实际上是消耗很大的。

网友反映违规征地情况

目前的一些制度，改变了原有的激励机制和行为模式，比如新预算法的实施，但是也有一些制度，似乎并没有在关键环节上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压力型的体制特征，激励地方不计成本做事，且有日益加剧的趋势。政策上四面出击，缺乏重点，不仅忽视发展的层次性特征和多样性需求，而且难以聚焦核心力量来落实那些对国家和地方发展最重大的核心任务，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和反思。这些压力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个别地方干部迫于制度压力，为扩大投资不计成本，为执行上级任务完成指标不计成本；透支财政与政府信用；甚至有些改革偏离中央深改精神，不利于长期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需求、发展环境和权力、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步转化，现在原有的发展模式接近尾声，新的地方治理模式正在逐渐发展成长。从前面举的新《预算法》的例子也能看出来，现在无论是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发展基准等都在变化调整。

独山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要鼓励地方干部干事，但又不能胡干乱干，缺乏监督制约，如何能够更好促成某种平衡关系的实现，如何函育既认真负责又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态，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希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理念和标准，能够更好引导和规范县域经济、县域行政的发展。

希望独山现象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反思独山模式能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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