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确定的地方债分为一般政府债券和专项政府债券。其中, 一般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为了弥补一般公共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地方债券，为了缓解地方政府临时资金紧张，主要投向没有收益的项目，通常用财政收入来偿还。

专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为了建设某专项具体工程而发行的债券，有一定收益的项目，偿还资金也是项目对应产生的收入。地方专项债又可分为普通专项债和项目收益专项债。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和市场资本加入，例如PPP模式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随着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规模持续扩大，民间资本参与不断活跃，地方政府融资更加多元化。这就等于是鸡蛋不往一个篮子里放了。相较于独山模式，现在这种模式下融资风险更显性化，也更易于控制。当然，一些地区的 PPP模式也出现了比较意想不到的问题，这说明新的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更多坚实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加以保障支撑，但并不能说明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模式本身有问题。

与此同时，现在还在推进地方信用评级，地方的信用评级越高，就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很好。发了债之后，社会资本跟进的动力通常就会越大。

考虑到这个背景，我觉得现在整个的融资方式跟过去比较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可控、信用、法制以及科学化管理的轨道上了，我们不能说是做的很好了，但是现在有了“转轨”的趋势。当然在转轨之前，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独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观察者网：除了融资规模的控制外，如何对地方干部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许多网友都在质疑，一个县委书记何以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融到这么多资金？如果加强对其权力的制约，独山县的债务危机可能就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了。对此，您怎么看？

樊鹏：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举债搞发展”是上一个时期的发展模式，独山以及独山的决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背后的权力运行模式也是那个时代的原有模式。

我们现在干部评价体制有新的变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竞争性的压力型体制，当然现在不仅强调干部做事的能力，还更加强调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这种体制有它的优势，我们长期就是靠鼓励地方发展创新这个方式来激励干部做事，帮助一些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但弊端也在独山的案例上呈现出来了。把一个江苏的干部派到贵州贫困山区去，实际上是考察这个干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是特意安排的政治历练和艰苦锻炼。所以越是这样，这些干部越容易收不住，因为他想要整出动静来，展示自己的“治理成效”，以此获得晋升的政治资本。

潘志立

有人提出过“锦标赛”模型的假设，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动能来自于各级干部因竞争产生的充分积极性，而竞争的前提是充分放权，分权负责。但这本质上是一种“弱监督”、“寓封建于郡县”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分权竞争有它的优势，使地方干部保持了充足的发展动能。但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大量研究提出，分权竞争模式的问题和恶性后果，比如消极竞争、恶性竞争、高耗能式竞争会不断在改革后期呈现出来。此外，还有抱团取暖、地方保护主义、利益结盟、巨大的地方腐败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地位的同级官员之间，由于合作空间小、竞争空间大，客观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如果我们要细究的话，这其实是县域政治的一个大背景。地方干部为了追求符合个人政绩和晋升收益的短期效应，倾向于扩大投资规模，通过增减挂钩等各种政策争夺用地指标，追求建立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于是造成了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发展模式的大战，形成恶性竞争和各种有名无实的制度创新，也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中央必要的总体设计和监管调控。

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全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其实你过去看会发现内涵都差不多，为了实现这些所谓的“发展目标”，各地就必须得争夺各种各样的土地用地指标。这个也有网友反映了。你得上个项目，才能有地，这种竞争就开始向外蔓延了，各地就要去竞争土地指标。

如果再探究一下背后的系统性问题的话，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制度进步是有层次的，是缓慢变迁的，需要经历这样一个粗犷的权力运行阶段。但另一方面，确实是需要进行检讨。

独山县的潘书记这种地方干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些貌似不理性的决策？因为特定环境下的制度容易激励干部从事一些短期行为，对一些整体性利益和长远目标责任缺乏必要的考量和重视，也缺乏以法治思维、科学方式处理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这在那个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