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论的由来及误区

应该说，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夸大，始自2008-2010年的四万亿之后。从2011年起，地方债务问题就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一位经济学家当时曾信誓旦旦地说，2011年中国地方债务平台必将崩盘。

2012年9月27日，某报刊登文章《国家审计署摸底发现 地方债务较两年前几乎翻番》，国内国际舆论反响强烈，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地方债务危机”似乎真的来了，“中国崩溃”似乎的真的要来了。结果不久之后，该报刊登道歉声明，承认数字是记者自己“推算”出来的，并没有找专家与权威部门核实。

某位经济学家在2011年曾言之凿凿地预言道，中国将在2013年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地方债务危机”，“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进而“爆发一场社会危机”。该经济学家甚至对危机爆发时间的预测精确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

巧得很，2013年7月18日，传来了美国底特律因债务危机申请破产的消息。莫名其妙的，中国好多人竟然如获至宝，借机掀起了“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比底特律严重”的舆论浪潮。某位曾有过“上世纪30至50年代为苏联赫鲁晓夫统治时期”高论的财经评论员，就抛出了一篇《挽救中国版底特律 要解决地方债务危机》。

而早在2011年11月就断言中国已经开始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那位经济学家，此时则以其一贯耸人听闻的风格干脆宣布中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

美国底特律爆发债务危机，城市面临破产，结果在中国好多人看来，这竟然又成了“中国输了”，出现了很多“某某市能成为中国的底特律吗？”之类的报道。

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就曾对地方债务危机论进行了批驳：

“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是一个当务之急，不是说已经非常危险，我之所以这么说，第一，因为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内债占到整个债务总量的95%-98%；第三，中国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特别坏的、效率特别特别差的案例。”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番批驳还是站得住脚的。

为应对铺天盖地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舆论，中国政府于2013年下半年组织了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审计行动，结果于2013年12月公布，截止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

可以说，整体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良性的、可控的，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

自此次大审计之后，地方债务危机即将爆发的舆论，冷却了不少，但是，对地方债务的贬低与负面看法，却一直存在。在之后的“去杠杆”行动中，压缩地方政府债务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来，经济在正常运转，借债还债处于良性循环当中，现在突然却要求大规模地“去杠杆”，立即偿债，或者不许再借新债了，这样一来，极有可能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运转，破坏了地方或企业的赢利能力，从而也就破坏了地方或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夸大了债务问题的危险，对正常的债务问题过分担忧甚至形成了恐慌，进而强行采取去杠杆、禁止借债的应对措施，这非但无助于解决债务问题，反而会加重甚至恶化债务问题。

如余永定教授强调的那样，正确的去杠杆思路，应该是做大资产，做大分母，资产做大分母做大了，债务分子不变，或者，资产分母的增长比债务增长得快，这时候债务率杠杆率就下降了。反之，如果借口去杠杆而把重点变成了压制资产分母的增长，那么负债即使没有增加，杠杆率或负债率反倒上升了。去杠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一个悖论。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压制地方债务在内的各种去杠杆，实践中导致经济下滑过快；经济下滑过快后，不得不暂停去杠杆，不得不重新降息降准以及允许地方政府继续借债。比如，财政部于2014年10月出台43号文件，对地方债务运转予以压制，但是进入2015年后，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又于5月出台40号文件进行了松绑。

有的地方，本来地铁项目已经开工了，可是，后来以这会增加地方债务为由，给下马了；再后来，需要稳增长，又重新允许工程上马了。如此波动，已经成为这几年的常态。去杠杆、去债务——经济下滑——加杠杆加债务以稳增长，这一循环已经出现多次了。

本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高积累高投资，即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要借债，一方面在个人消费领域则量入为出不借债。现在，由于在实体经济领域搞去杠杆，大量资金被闲置，导致了另一个后果，这些资金转而投向金融投机领域，近年来持续不断的P2P暴雷就是例证。此外，五花八门的个人消费信贷猛然增加，即个人“加杠杆”。不该去的地方去了，不该加的地方加了。

四、川、渝、黔等省市的发展经验

中西部省份身处内陆，本来区位优势就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的发展水准也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积累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省份要想撬动自己的发展，要想追赶东部地区，更是需要借助债务的杠杆作用。

身处西南的四川、贵州、重庆（以及最近两年的云南），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此间“借钱发展”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重庆、成都我都去参观过，这两个内陆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令人震撼的。

2019年春天，我去成都天府新区参观时，当地干部说，2008年的时候，天府新区一代还是一片田野，没想到短短十年间，就换了人间。天府新区的市容市貌，在我看来堪与中国最发达、最漂亮的新城区上海浦东、深圳等相比美。如果靠自有资金，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之大的建设成就呢？

2020年初，中国政府制定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的规划，债务将在这一规划的实现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