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西人的随性与拒绝内卷

也许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岁月静好之中，也许是因为他们信奉天主教而非新教，巴西人普遍不贪婪。换句话说，巴西人普遍没有勤俭节约的意识，大多数人喜欢享受生活，不愿意为了钱而去卷自己，大家的工作态度很难用“努力”来形容。而在智利，我们发现无论是司机、酒店工作人员，还是机场员工，工作态度明显比巴西人更认真，更勤勉。

巴西人做事情也都是不紧不慢的，没有压力，无所用心。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来自北京的文化偏见，我们这些中国人平时卷惯了，生活和工作节奏太快，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太高，见到巴西人做事的慢吞吞风格实在有点不适应。

举个例子，每到一处商业大楼底下，即便提前报备过，我们都需要掏出护照信息进行现场登记，以获得进出大楼的权限。几乎每次办理该手续，我们九人都需要排队等待15到20分钟，眼睁睁看着工作人员高举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录入系统。如果是在中国的商务写字楼的大堂里，负责录入信息的那位工作人员一定是五指翻飞，几分钟内全部搞定。即便到北京那些有武警站岗的大院开会，似乎也从来没有在大门口耽搁那么久。也正是在这种工作风格之下，我们在巴西几个城市之间乘坐航班时，行李托运竟然有三次丢失。

巴西人的随性有赖于劳工法的宠溺和保护。无论是假期的数量，还是其他劳动权益的保障，国家的法律非常偏向劳工而不是企业。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是，假如中国雇主在下班时间给工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即便员工没有看到也没有回复，那也算作员工在加班。员工效率低下，那么作为老板或者高管能不能催一催下属，能不能把来自客户或者上级的压力传导给他，教教他如何提升效率？在巴西的劳工法律下，那种口头催促算是语言暴力和精神骚扰，而雇主得保证员工在没有精神压力的状态下工作。那么，搞第三方劳务派遣是否可行？也不行。巴西法律的逻辑是，只要此人定时到你们公司上班，就被视为事实雇佣，你也必须同工同酬、同等对待，无论此前雇佣合同上怎么写，跟谁签。

巴西有大量劳动维权律师，主动上门帮员工打维权官司，从中分利。这个国家颇有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啥事儿都喜欢诉讼。巴西的法律和税制（有意地）设置得特别复杂，律师和税务规划师非常吃香，为富人和上中产阶级的孩子提供了大量就业。就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巴西比美国还要高。

巴西人的随性，除了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还体现在婚姻和性关系上。调研中了解到，巴西人热情奔放，对于婚姻和性的态度相对比较随意，人们无需领证，只要形成事实婚姻即可。

而巴西狂欢节也以其高度的开放性和自由奔放的氛围而闻名，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狂欢节期间，酒精、音乐和热烈的气氛会促使人们放下日常的社交束缚。街头派对中，陌生人之间随意的亲吻和短暂的浪漫邂逅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临时起意的性行为比平时更为常见，导致大量女性意外怀孕，且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狂欢节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约九到十个月后，巴西的医院会迎来一波生育高峰。由于巴西深受天主教影响，堕胎在法律上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视为犯罪，许多年轻女性只能选择生下孩子。这些孩子被称为“狂欢节宝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非婚生子女。

曾经辉煌的巴西咖啡豆交易所

四、左翼政府的扶贫及其代价

每次左翼政党上台，都会为穷人争取很多福利，比如现金补贴。巴西左翼的扶贫，本质上是用联邦的钱向穷人购买选票，代价是财政的可持续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不仅如此，这种做法也破坏了劳动者、消费者和储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案例：一位国会议员想要为两个孩子雇佣一个保姆，但是极难雇佣到一位愿意每周干五六天的保姆，只好雇了三个人，每人每周干两天。原因在于，一旦这位保姆有了工作，那么就无法领取专门给穷人的补贴，因此她们理性的选择是每周只干两天。对于被照顾的婴幼儿来说，每周需被三位阿姨轮流照顾，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成长体验。

笔者2021年曾提出过“未来起点收入”的构想，主张社会福利补助的对象不能以贫富划线，而应以年龄划线，给孩子和年轻人发补贴。只要年龄符合，即便是首富之子也应享受补贴。其原理在于，干多干少仍有区别，避免形成奖懒罚勤的逆向激励。巴西的案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上述建议的内在原理。

在与巴方多位学者的交流中，我反复提到巴西左翼政党扶贫模式的明显弊端和中国政府全面脱贫、精准扶贫的一些做法。包括扶贫先扶志，干部下乡蹲点结对，整村迁移，产业扶贫一村一策等等，让他们觉得耳目一新。这也说明，我们在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仍然大有提升潜力，尤其需要把中国的经验教训与各国自身的糟糕实践相比较。

如果将来巴西左翼政党想要长期执政，除了需要把自己从选举型政党转变成扎根基层、组织良好的全能型政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人才培养恐怕也是一个重要任务。

五、巴西的大国禀赋与雄心

巴西的人均GDP大约一万美元，拥有2.1亿人口和850万平方公里土地，无论是国土规模还是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占南美洲将近二分之一。有此禀赋，巴西天然就是一个大国，但目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南美洲的地区性大国，而非一个全球性大国，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巴西还不具备成为多极化时代之一极的硬实力和雄心。

在多场活动中，我都试图激发起巴西精英们的大国雄心。我的说法是：19世纪美国搞了门罗主义，其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意在将欧洲的权势排除在美洲之外。如今特朗普搞起了唐罗主义，意在巩固美国对南北美洲的控制和资源汲取能力。我告诉巴西朋友们，未来巴西应该推行“巴罗主义”，也就是门罗主义的巴西推论。这意味着巴西不应仅求自保，还应承担起保护整个拉美的天然职责，避免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涉。

对我这套说法，少数战略精英表示出浓厚兴趣，但多数巴西人听了不置可否。他们更普遍的想法是，在中美两强之间保持相对中立，两头获利；军事力量可以象征性地搞一点，不能太花钱，也不用太当真，装装门面即可。巴西人几百年没有遭受过国际社会的毒打，因此他们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普遍比较天真，他们觉得国家间的冲突都是可以用外交谈判解决的，国家的军事力量只具有仪仗性和象征性意义。牢记3000年战争史和百年国耻的中国人显然不会这样看问题。在这个大争之世，要么不崛起，要么彻底崛起，这可能才是中国人的主流想法。

一位巴西官员透露，当前巴西正在与法国等国合作，希望借助欧洲的潜艇技术，建设起自身的海军战略威慑能力。其实以今天金砖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要帮助巴西成长为全球性大国，难度不大。假如俄罗斯给巴西提供核潜艇、战略导弹等少数几项技术，中国再支持一下巴西的无人机产业和五代机技术，那么巴西就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有可能在西半球事务上跟美国分庭抗礼。

当然，要做全球性大国，巴西还需要构建起坚定持久的国内共识。巴西政治目前过于个人化，意识形态也在左右两极之间大幅摆动。要想成为全球大国，必须让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并且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提升其综合国力，塑造社会团结。

六、在巴西和智利的中资企业

我们的座谈调研活动，约一半是与在巴西和智利的中国人进行的，访谈对象包括中方使领馆的外交官，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业者，以及自己跑来南美洲闯天下的中国人。

巴西是南美第一大市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资源丰富，沃野万里。智利的人均GDP在南美排名第三，同时智利也是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对华贸易与吸收中国投资的总量相当可观。因此有很多华人华侨来拉美闯荡，大量央国企和大中型民企也纷纷出海巴西与智利。目前国内总需求增长乏力，许多企业不得不出海。海外市场的竞争强度远不如国内惨烈，因此利润率相当可观。调研中发现，某些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海外，而在国内市场则接近赔本赚吆喝。

中资企业在拉美运营，通常是通过收购欧洲人、加拿大人在拉美的业务，或者一家历史悠久的本土企业。中国外派到拉美的员工通常仅仅十几人，最多四五十人。他们需要领导和管理1000至4000名巴西或智利员工。中巴、中智之间的企业文化交流互鉴，未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长期课题。

两国的中资企业联合会通常由一个国有大银行担任会长单位，中国国际商会担任秘书长单位。但是在我们看来，中资企业联合会的人员规模和配置远远不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中国，各种协会、联合会仅需起到一个沟通协调和统战的功能，但是在海外，企业联合会如果弱化、虚化，则无法将中国人和中国资本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也无法为这些微观个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轻视企业联合会的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出海进程中的无政府主义。中资企业的联合会，尤其是按照行业进行划分的联合会，可以避免恶性竞争，避免被所在国政府和竞争对手分而治之。我认为应该让出海企业缴纳更多的会费，雇佣专职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专员，覆盖海外利益保护，政治风险研判与预警，媒体公关与政府游说，法律救济等功能。要鼓励出海企业自下而上地组织中资企业的在地行业协会，但是应适度限制以地域为单位的中资企业联合会的活动空间，因为前者有助于反内卷，而后者助长内卷之风。

对于我们这种走马观花的调研者而言，中餐馆是观察一个城市里华人生存状态的重要窗口。在巴西，90%以上的华人聚集在圣保罗，那里有很多正宗的中餐馆，老板往往是疫情期间生意失败之后从深圳或者长沙出走的一位中年人。但是在里约热内卢，偌大一个城市据说只有两家中餐馆。

最有趣的是智利的圣地亚哥，我们的车穿城而过时，发现几乎每条大街上都能找到几家中餐馆，令我们非常感动。但是等到走进去，才发现没有几家中餐是正宗的。外观很气派、装修很中国的中餐厅里，没有人懂中文，没有中文菜单，食客餐桌上的炒菜也难以识别出究竟是哪道中国菜。打听之后才知道，智利人普遍喜欢中餐，所以才有这许多中餐厅，但是渐渐地它们都被本土化了，有些连老板都已不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