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东升】

2026年8月上旬和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调研团前往巴西和智利两国调研。我们一共组织了大约三十场调研和座谈活动，对象包括中国驻巴西和智利的使领馆，中资企业协会及其成员单位，巴方知名企业，国会，智库，外交部，大学研究机构等等。

除了一位长期与拉美打交道且将要常驻巴西工作的刘教授外，我们调研团里其他师生都是第一次踏足南美洲。做区域国别和国际问题研究，需要破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此次拉美之旅，虽辛苦、忙碌但充实，对于我们拓展认知边界，检验理论假设，完善政策构想，皆有裨益。以下分几个专题，向关心人大区域国别研究的各方朋友汇报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拜会智利参议院副议长Ivan Moreira Barros先生，讨论全球变局与中智关系

一、巴西发展停滞的表现与制度错配

后发国家的发展与追赶，关键看可贸易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与部分拉美国家同步，巴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在1960和1970年代，当时被称为巴西奇迹。

但是从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政治自由化以来，巴西发展速度大大放缓，陷入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与人均收入排名下降，产业结构失衡与“去工业化”，科技创新薄弱与人力资本不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宏观经济不稳定与政治生态极化。

曾经风光的巴西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停滞乃至倒退？调研中，我对巴西问题的概括是：过度分权，昂贵环保，无序城市化、去工业化，低效扶贫，超前民主，繁冗法治；总之，一个现代化进程未能完成的国家，提前享受起了后现代的生活。

巴西联邦政府的权力，除了在中央层面面临议会和法院的分权制约外，还面临与州和市的政府进行分权；或者更准确地说，地方官员的权力源自本地选举与授权，总统的治国理政思路极难调动地方配合的积极性。

巴西的环保制度特别严苛，罚款很多，但是穿过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两条河流——铁特河与皮涅罗斯河，水质情况非常堪忧，河边到处可见垃圾。

巴西的城市化率达到88%，不但明显高于发展水平相似的亚洲国家，而且比北美和西欧的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人口被动地向沿海主要大城市聚集，说明其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国家规划和合理调控，令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贫民窟，市场自发之手完全压倒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理性。

民主、法治与环保都是好东西，但是所有好东西都是有价格的。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制度的落后与错配问题，让巴西在全球产业竞争中逐步落入下风。巴西的快速发展发生在军政府时期，当时完成了大规模的新首都建设，也实现了部分工业化，但是1980年代的民主化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停滞了。

正如我一贯讲的，民主制度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存在某些张力和矛盾。

投票权意味着分配权，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分配权的规范化与扩大化。但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全球市场体系中，大规模的投资和工业化需要的是对短期福利的牺牲和对未来的投资。这意味着需要从当代本国民众中汲取一部分剩余价值，用来补贴全球消费者和资本，从而让本国的产品占据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最终实现产业的聚集、人才与知识的积累和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历史上看，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先剥夺本国民众以抢夺市场份额并完成资本积累，然后再搞民主化和福利制。凡是先搞了民主化和大众福利，再搞工业化的国家，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1980年代的巴西明明还在工业化追赶过程中，却半途开香槟，提前享受民主、福利、法治、环保这些昂贵的奢侈品，面对地球对面一个比一个卷的东亚怪物房的工业化崛起与惨烈竞争，巴西的制造业如何不败？1980年，巴西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约为2.8%，略高于中国，而到了2025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约2700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17.6万亿美元的比重已大幅下降至约1.53%。

具体到行业来看，巴西的某些制造业曾经颇有竞争力，甚至发展出一家全球排名第三的飞机制造企业——巴西航空，能造支线商用飞机、公务机和军用飞机。

但是如今这家飞机制造企业的发展缺少本土上下游产业链的充分链接与有效支撑，大量核心零部件都依赖美欧，近年来甚至要把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等国。

此外，基于其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巴西钢铁制造业排名全球第六；通过吸引全球汽车品牌来巴西投资组装工厂，巴西年产200万辆汽车；依托万里沃野产出的甘蔗、大豆等农作物，巴西已成为世界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这几项都是巴西学者在与我们交流时引以为荣的产业。当然，巴西这些飞地状和孤岛状的制造行业，都靠复杂而昂贵的关税体系来维持，与东亚地区的人才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相比，整体效率相差甚远。

二、 巴西与智利两国的阶级问题对比

巴西、智利两国都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而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空中往下看，巴西的里约和圣保罗的山坡上鳞次栉比的贫民窟与富人区那些气派的高楼大厦交错并存。

而智利虽然也存在同样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似乎没有见到像巴西那么明显的贫民窟，圣地亚哥的穷人与富人居住区是交混在一起的。

对两国的这种贫民窟差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智利政府对贫民提供了垂直解决方案，智利政府曾试图通过大规模建设“社会住房”来解决底层居住问题，政府往往将低收入群体集中安置在城市的远郊（如圣地亚哥南部的Bajos de Mena），或者在市中心建起质量低劣的“垂直贫民窟”（Vertical Ghettos）。

因此，智利的穷人并没有像巴西穷人那样占据市中心山坡大建危房，而是被“空间隔离”到了城市边缘或隐蔽的高层建筑中。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解释，是巴智两国混血的种族基础不同，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巴西历史上经历了长时间的白人、黑人与少量原住民之间的混血，根据巴西2022年人口普查数据，黑白混血儿（Pardo）已经成为该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占比达45.3%；白人占43.5%；黑人占10.2%。

而与巴西不同，智利历史上引入的非洲黑奴极少，非裔人口比例低于0.1%，智利的人口主要由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如阿劳坎人）长期融合形成。我们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见到了不少拉美原住民的文化元素和博物馆、展览馆，但是在巴西则几乎没有见到关于原住民的元素。

巴西城市里连片的贫民窟，滋生出众多荷枪实弹的黑社会帮派。贫民窟是警察和政府难以染指的地方，俨然国中之国。即便在贫民窟之外，也有不少街区的墙上画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据说是帮派用来标志各自地盘的涂鸦符号。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里约和圣保罗的大街上，晚上比较容易被抢，某些区域白天也不安全。如果说富人家孩子的出路是做律师，中产孩子的出路是踢足球，那么抢手机就是贫民窟青年的生存技能，是他们参与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没有被抢过手机，那就不能算来过巴西”。从我们的调研经历来看，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巴西治安问题的严重性。

巴西的中小学教育也是以快乐教育为主，公共部门的基础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孩子要想考进大学名校，家长必须投入巨资在私立学校购买教学辅导服务。因此私立中学教育成为考上公立名校、实现阶层保级的必由之路。普通工薪阶层购买不起私立教育的服务，那么只好接受阶层固化。巴西政府在科教和创新方面的投入长期偏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19%左右，同时教育水平滞后，超四成劳动力仅接受过初等教育，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量庞大，难以支撑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