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合民主与集中的治理模式，使得治理效能得到了显著提升，”张利庠说，“既避免了‘议而不决’的民主困境，也避免了‘决而不行’的集中失灵。”

村超搭建起的，不只是一个足球场，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共平台。乡民在持续的赛事组织、文化展演、邻里协作、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慢慢养成了公共意识、参与能力和共治习惯。

乡村的公共空间，就这样被重新激活了。

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主体性，依靠民主集中制做制度治理保障，走乡村振兴实施路径，落地发展富民产业。这套组合跳出单纯外部输血的发展模式，形成完整闭环：制度保障方向，路径落地行动，产业实现经济造血，既带动本地县域经济腾飞，最终形成可被复制的县域发展样本。

重新定价“快乐”：从被轻视的“玩物丧志”到被激活的“文化资本”

村超火了之后，很多人感慨：原来“玩”也能玩出生产力。

张利庠观察到，放在以前，“会玩”可不是什么褒义词，关联的是“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等负面印象。

“玩，是口头的语言。玩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玩得好，它就带来了文化价值。”

他举了一串例子：喝茶喝好了，是茶道；耍剑耍好了，是剑道；书法写好了，是书道。

“村超的本质，就是从玩的乐子，变成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子。”

这背后涉及一个更深的问题：那些曾经被认为“落后”“土气”的乡土文化资源，为什么在今天突然被重新定价？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经常被指责为“结构决定论”，认为阶层固化牢牢锁定了文化品味和文化资本的获取边界。你是农民，你就只能有农民的文化；你在底层，你的文化就不值钱。

张利庠发现，村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

普通村民靠新媒体突破了“农民只能务农”的身份桎梏。原本主流话语里略显边缘的乡土文化，直接变成了全国关注的中心。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文化品味区隔，被打破了。

贵州省榕江县三江乡分从村村民在晾晒蜡染产品。新华社

“贵州的这些老妈妈、老大爷，过去不但被外人瞧不起，甚至被自己的小孩嫌弃，”张利庠说，“你搞蜡染，又脏又破，算什么才华？你搞舞蹈，不就是乱跳吗？你唱大歌，不就是瞎唱吗？你是毛阿敏吗？你是周杰伦吗？”

就连孩子，都对父母、祖父母辈的这些“玩意儿”不尊重。父母自己也曾经怀疑，这些东西是老掉牙的，别人能不能认可？

村超提供了一个舞台。全世界的名人、全中国的老百姓，到了贵州榕江，对蜡染、对舞蹈、对他们独特的歌曲，形成了一种群体推崇。

“国际上有LV的包，可是人家贵州非遗蜡染的手工包，比起LV更有魅力。侗族的衣服，比阿玛尼还有个性，”张利庠说，“年轻一代突然发现，被全世界这些名人、被时尚达人崇拜的东西，竟然是母亲手中的手艺，是父辈传承下来的歌舞。”

“敬意油然而生，”张利庠说。

这些父母，也从孩子的敬佩和社会群众的崇拜当中，重新找到了自信。这份文化自信进一步转化为经济收益，最终建立起对本土文化与自身价值的认同。

“你到榕江去看，老百姓就更自信、更阳光、更开朗。北上广深的人，在压力之下反而有点儿躺平。”

张利庠将这套模式概括为“体育为形、文化为魂”。村超本质上是乡土社会利用现代体育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实践，它超越了“体育+民族文化”的简单叠加，让足球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容器、创新的媒介和传播的引擎。

“足球”成了文化与发展的载体。天眼新闻

流量不是洪水猛兽，如何避免“网红变网黑”？

村超火了，流量来了。但流量这东西，大家又爱又怕。来得快，走得也快。搞不好，就是一锤子买卖，网红变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