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社会流动性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在于家庭发展状况和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不同的社会流动性情形下，家庭发展状况或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和程度影响家庭的中短期、长期乃至跨代决策，突出表现在生育意愿上面。

经济学家用一个所谓“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刻画经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质。这条曲线表达的是，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越大，父母收入地位对子女收入地位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也就是说，较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伴随着不公平状况在代际的传递。

研究显示，对于中国也可以画出这样一条斜率为正并且十分显著的曲线，收入不平等程度与代际传递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7（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也就是说，与中国长期以来较大的收入差距相对应，代际的社会流动性也较低。

以往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低于农村（姚从容等，2010）。如果简单套用这个逻辑，城镇化的继续推进似乎只能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然而，如果观察到中国现实中发生的两个变化，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简单结论。

其一，农村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同时，显著地与城镇的生育率水平趋同。例如，根据过去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生育率比城市和镇分别高出的幅度，已经从2000年的66.3%和32.4%，降低到2010年的63.0%和24.6%，进一步降低到2020年的38.0%和10.6%。

其二，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其中农村育龄人口恰好也是劳动力流动的主体。由于户籍制度等约束，他们是一个对未来具有不确定预期的群体。因此，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城镇制度性地落户，必然可以产生一个“有恒产者有恒心”效应。

这里，“恒产”指在城镇落户的新市民，一方面可以享受到更稳定、更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庭预算曲线（包括时间和收入）与之前相比会出现相对的“宽松”，生活压力相对减轻，“三育成本”相对降低。这个效应可以明显改善人们的社会流动和代际传递预期，从而形成提高生育意愿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恒心”。

资料图

如何实现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相容？

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创造真金白银般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在供给侧，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GDP潜在增长率（陆旸和蔡昉，2016）；在需求侧，可以通过农民工的大规模市民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和城市建设投资需求，以更强劲的社会总需求支撑经济增长和疫情后复苏（蔡昉，2023）。

然而，作为一个有共识、有部署、有收益的关键改革领域，户籍制度改革或许距离完成只有“一步之遥”，却迟迟未能迈出最后的关键步伐。究其原因，一个突出的堵点或难点是，在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推进改革的激励不相容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改革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甚至还受到局部利益的阻碍。

对此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的收益大都表现在全国性这个宏观层面，而推动改革的主体通常是地方政府。如果城镇户籍人口规模显著扩大，地方政府需要有更大规模的社会性支出，同时却不能获得全部改革红利。

另一方面，很久以来就宣称已经放开户籍的很多中小城市，为了维系本地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继续运转，实际上保留着购买商品房这样苛刻的落户条件。可见，如果不能从制度安排上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导向，户籍制度改革就难有迅速而大幅的突破。

以下，主要着眼于提升改革的激励相容性，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制度建设任务，是着力于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全地域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一旦这样做的话，根据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性支出，便成为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形式的法定责任，就不能再以居住和户籍的城乡之分而区别性对待。

换句话说，加快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同时也符合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改革要求。由此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社会性支出在责任和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同时，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的一个有利条件。可见，两项改革应该相互衔接、相互支持和齐头并进。

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通常要求中央政府的社会性支出责任进一步增强。因此，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受限于目前财政收入及支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格局，即中央财政占比偏低的状况（霍军，2015）。

国际经验表明，在那些社会福利水平很高、同时人类发展水平也很高的国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占比通常都很高，极少有低于70%的情形，并且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也较高（表3）。

表3 中央财政占比的国际比较（%,2021年），资料来源：国际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0991462);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相比而言，中国的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的占比明显偏低。不仅如此，较低的中央财政收入，还承担着很重的转移支付，使得在剔除比例颇大的转移支付之后，中央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更小，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更显微不足道。

其次，中近期政策调整的一项紧迫任务，是抓住2035年之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窗口期（习近平，202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缩小乃至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质性缩小城乡之间在人均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要把这些方面具体落实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制订全国整体与地方操作相衔接的激励机制、时间表和路线图。同时，把反映推进成效的相应指标，纳入对地方政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职责的考核范围。在增强地方政府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紧迫感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制度创新、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形成一个在统一目标下相机决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

最后，从具体的激励措施上，应该把城镇户籍人口的增长，同诸如土地供给、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公用设施建设等调控指标挂钩，由此可以提高对各地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激励的精准性和可见度。

此外，还需要引导地方政府获得改革的早期成果，让户籍制度改革成为一个边推进、边受益的自我强化过程。例如，劳动力供给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供给侧效应、居民消费和城镇建设投资扩大的需求侧效应，以及促进经济复苏、修复家庭预算曲线和地方财政的短期效应，均应该用来促进激励相容性，进而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担成本和分享收益的方式，支撑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