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升社会流动性

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一般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门槛时——往往会遭遇增长的明显减速。跨国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Eichengreen et al., 2011）。

如果这种减速现象的发生与某种特殊的体制因素相关，减速本身和这种体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常常导致社会流动性的降低。实际上，很多研究者热衷讨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以及不厌其烦地援引的拉丁美洲案例，涉及的就是经济增长动力和社会流动性双双陷入停滞状态的情况。

诚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及人口红利式微的最基本的原因。由此诱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也符合发展阶段变化规律，可以通过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转换增长动能予以应对，实现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然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横向流动的阻碍作用，使得劳动力重新配置源泉尚未充分耗竭的情况下，产业和技术就产生了排斥就业的倾向，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出现逆刘易斯过程和逆库兹涅茨过程。

与此同时，鉴于户籍身份成为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教育机会等基本公共服务乃至购房、创业融资等支持政策的识别标志，户籍制度的存在也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妨碍城乡居民在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社会分层和家庭发展等方面的向上流动。一旦形成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的格局，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从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就受到既得利益的实质性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也容易陷入徘徊。

从城镇常住人口的户籍状况，可以看到现行户籍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束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剔除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现象之后，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36.8%户籍在外乡、镇和街道（图2）。

图2 分年龄组城镇非户籍人口占比，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表3-1a、3-1b、7-2a、7-2b,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

也就是说，如果以乡、镇和街道界定本地和外地的话，这部分人口没有常住地的户籍身份，或简称为“人户分离”。其中，处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最关键生命周期的人群，人户分离现象最为突出。例如，以20-44岁年龄段作为就业最活跃的人口，这个群体的人户分离比例为59.1%；作为统计部门“青年就业人群”的16-24岁人口，人户分离比例高达60.5%；而20-34岁这个公认的生育旺盛人口，人户分离比例也达到50.9%。

户籍制度对充分就业和社会流动的不利影响，可以分别从就业状况和生育意愿两个方面来观察。在进行这种观察之前，本文先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借此阐明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机理，以便从理论上说明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改革收益和拖延改革的代价。进一步，本文从中国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难点和生育困境出发，从经验上实证户籍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揭示改革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实施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本文假定人人都追求向上的社会流动，受制于制度条件和市场机会。因此，这里着重讨论制度约束和市场机会两者之间的组合，如何影响社会流动性。表2中的四种情形，可以按照箭头标识的逆时针方向来观察，分别表示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的制度约束的强与弱，与市场机会的多与少之间的组合。

表2 不同约束和机会组合下的社会流动性

第一种情形是极其严格的制度约束与极为稀少的市场机会的组合。很显然，这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流动状况。在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由政府计划统一安排和促进，个人在其中难有主动的作为。户籍制度发挥着严格阻止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以及按照城乡分割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初始功能。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变化也处于停滞状况。所以，无论从意图还是从能力来说，社会流动都是不存在的。具体到每个居民，除了以极小的可能性被纳入统一安排的职业和居住地变换之外，没有什么改变社会身份的机会。在表中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圈表示极低的社会流动性。

第二种情形是仍然严格的制度约束与扩大了的市场机会的组合。这无疑对应着改革开放早期的情况。这时，户籍制度不再能够阻止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经济活动自由化程度也明显提高。然而，户籍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被作为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区别对待的依据。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征仍然存在，非农产业的发展尚不能吸纳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相对于第一种情形，这里的社会流动性可以用表中增大的圈表示。

第三种情形是减弱的制度约束与增多的市场机会组合。与之对应的期间，从2004年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其间经过2011年以后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直至疫情后的今天。户籍制度已经在相对大的程度上放宽，劳动力短缺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关于就业条件的讨价还价地位。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较合意的水平，产业结构变化提高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就业质量有所提高。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性达到有史以来的最新高度，因而表中用更大的圈表达。然而，这时已经预示着一个潜在的社会流动性减弱的转折点。

第四种情形是仍然存在的制度约束与开始减少的市场机会组合。与之对应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是，人口发展表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增减分化的新常态，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行。这固然是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如果户籍制度仍在履行阻碍劳动力横向流动以及社会纵向流动的职能，就存在着把社会流动性再次推到接近第一种情形的可能性。所以在图中以再次变小的圈表示。

这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可以获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也可以创造出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制度红利。

观察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角度，在于就业的充分性和正规化程度。关于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显示，工资平等程度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恰恰是中国的一个相对弱项。2020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中位数底部50%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中位数顶部50%的平均工资的12.9%，低工资人群的比重达到21.9%（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这种状况主要源于中国城镇就业的非正规性质，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表现，均具有降低社会流动性的效应。例如，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员工跳槽率高、企业和员工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低，从而就业和工资的稳定性都偏低。

相应地，这些现象折射在居民生活中，就表现为家庭财务和时间的预算约束十分拮据（蔡昉，2022），归根结底是户籍制度对青年群体职业发展的体制束缚。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解除这些束缚，提高社会流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