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逆刘易斯过程”和“逆库兹涅茨过程”

以上讨论的是，户籍制度如何从供需两侧创造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应，旨在揭示这项改革的必要性和显著意义。一项同样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揭示这项改革的现实紧迫性。既然改革红利十分显著，延缓改革必然有巨大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改革的延误还可能带来生产率乃至增长率的真实损失。

既然这是一个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题目，本文先从理论着手，即从讨论刘易斯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这两个概念开始，进而讨论刘易斯过程如何潜在地具有转化为逆刘易斯过程之可能。至于库兹涅茨过程以及逆库兹涅茨过程，不过是随之产生的逻辑和历史结果而已。

所谓刘易斯过程，系指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发展（Lewis, 1954），内涵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低成本劳动力，经济增长随之推进。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时即刘易斯转折点为止（Cai, 2016）。

所谓库兹涅茨过程，系指西蒙·库兹涅茨从另一个侧面对同一个过程的描述，特别强调劳动力转移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向进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性质（西蒙·库兹涅茨，1985;Aoki, 2012）。

可见，刘易斯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都可以被看作特定阶段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征化事实。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这两个过程，也表现出这两个过程的发展特征——通过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蔡昉，2017）。

下面尝试以图1来说明刘易斯过程如何转化为逆刘易斯过程。按照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图中T）之前，无论劳动力需求曲线如何向右上方移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都能够使工资保持在W0上不变。一旦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给曲线S0就不再具有无限弹性，或者说即开始上扬。相应地，随着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工资也必然提高（譬如到W1）。

图1 二元经济发展和逆刘易斯过程

如果在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殆尽的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就提前达到，或者假设发生一个显著的劳动力供给增加现象，譬如说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劳动力供给曲线便被扩大到S1的水平上。这个偏离均衡水平的劳动力增量，用“价格调整”的方式消化，即整体工资水平稳定下来甚至降下来，譬如降到W2，显然是不可行的。

现实中，要么表现为“数量调整”即失业攀升，要么表现为“逆库兹涅茨过程”，在后一种情形，就出现新增劳动力流入低生产率岗位这种资源配置退化现象（蔡昉，2021）。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特征再次增强，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非农产业中的过剩劳动力未必回到农业生产中，但是，这种压力常常导致非农产业就业的非正规化，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逆刘易斯过程”。

观察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就业增长率的趋势，可以对这两个逆向过程的现状做出判断（表1）。如果以劳动力向农业的倒流作为逆刘易斯过程的严格表征的话，应该说这个过程总体而言并未出现。然而，从较为松弛的定义来说，逆刘易斯过程已现端倪。

表1 三次产业劳动力年均增减(%)，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例如，在农业就业占比仍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已经趋于放慢。与此同时，在劳动力总量减少、制造业比重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下，第二产业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第三产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劳动力增长呈现出大幅波动的情形。

如果以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流动，作为逆库兹涅茨过程的严格表征的话，这个过程已经实际发生，成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放慢的重要原因（蔡昉，2021;白重恩和张琼，2014）。

在人口红利式微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亟待转向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模式。然而，恰恰在这个时期，生产率改善速度的减慢也是符合阶段性规律的现象。揭示以下逻辑关系，可以帮助理解这种现象的原理，进而找到改变路径的方向：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充分和城镇化不彻底，意味着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是一种早熟型现象。由此诱致发生的资本替代劳动、制造业出口减少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等，都意味着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不仅不再具有吸纳转移劳动力的能力，甚至产生排斥就业的倾向。结果是，农业转移劳动力也好，被制造业排斥出来的劳动力也好，只好回归到生产率更低的产业和区域。这整个过程的直接结果，以逆刘易斯过程和逆库兹涅茨过程来表达，就是经济增长可持续能力的弱化。

观察近年来出现的广义农民工返乡现象，即把回到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在户籍所在村镇从事非农产业、在本县域或市域范围务工经商，乃至从跨省迁移转变为省内迁移等，都作为广义的“返乡”，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广义的逆刘易斯过程已经发生。

国家统计局对外出农民工的统计定义是：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因此，这个群体增长速度减慢或者数量减少，大体可以从统计上反映返乡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三个变化：

第一个可见的变化是，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从2002-2012年期间的年均增长4.5%下降为2012-2022年期间的年均增长0.5%。

第二个变化是，农民工就业趋于本地化。研究表明，在离开本乡镇就业的外出农民工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在本省和本市范围流动，甚至是在临近乡镇或县城打工（卓贤和杨修娜，2021）。

第三个变化是，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从2008年的33.1%大幅度提高到2022年的51.7%。

这种广义逆刘易斯过程的出现，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均产生了后果。从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一般规律来判断，这个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农业就业占比过高的特征。由于农业的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相差悬殊，计算前者与后者之间比率得出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然十分低下，也意味着农业中仍然积淀着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业生产和经营者遭遇报酬递减的困扰。

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计算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其中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1980年分别为13.1%和19.5%，2000年分别为6.7%和17.8%，2021年分别为7.2%和23.8%。这种状况造成农业比较收益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来自农业经营的份额偏低。对此做出的微观反应，便是农村劳动力具有兼业或跨行业就业的特点。破解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谜和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内卷化趋势，必然要求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保持正向的刘易斯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