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无法立即做到，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人民公社体制、统购统销制度，将生产要素牢牢地固化在了土地上，因此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生产率就不能提高。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些年，我们的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劳动力在增长，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还很高，1978年我们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还是70%多，这就是我们没有能够进入刘易斯发展时期的原因和表现。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改革开放，真正地把中国经济从之前的内卷化，甚至是马尔萨斯陷阱，推入到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

我们来看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第一，正好在改革开放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1980-2010的这30年里，一直是迅速上升，劳动年龄之外的人口是不变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负增长。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更多的是生产型的人口，更少的是被抚养的，放在任何国家也没有这个结构。所以中国正好是这个阶段，也正好是改革开放，这个有利的人口结构被我们的体制给激发出来了，转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国1975-2015年间15-64岁的人口变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但是现在的人会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有得是，你看有多少劳动力，总量也很大，比重也很多，我们的总量超过了整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量。这些说法都不太准确，因为它只把人口红利看作是劳动力数量这一个变量。事实上，几乎经济增长的所有变量都体现了人口因素。

我们分析了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最大的一部分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和人口是什么关系？第一，低抚养比，下降的抚养比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率；第二，劳动力丰富，资本的积累投资就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就打破了新古典的约束。这一点也使得我们投入资本带来的回报率很高，也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资本积累的巨大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越快，新人口来得就越快，而且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永远比前一代受教育水平高，人力资本对存量的改善也就越充分。劳动力的数量、生产力的提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很大的贡献在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是从低生产率的部门把劳动力富余，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就意味着高速增长所有的源泉都是和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的，如果人口因素变化了，经济增长所有的源泉都要发生变化，自然地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下来。

怎么把人口因素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我讲三个故事。

第一是小岗村18家农户写了一个东西，说我们要搞包产到户，如果搞成了，我们上交国家的公粮和统购，不跟国家要粮要钱。如果政治上出了事，杀头坐牢，我们把生产队长的孩子养到18岁。但是这个事没发生，成功的概率就更高了。因为在他们写这个字条的同时，北京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善了激励机制。

改善激励机制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家认可的最重要的效应，过去我们有很多计量，比如林毅夫教授说的农产品产量提高了47%，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激励机制的改善，其实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支配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剩余劳动力就出现了。我有劲干活了，然后发现我不需要把这么多劳动力用在土地上，我就需要转移，先转到更广义的农业上，再转到非农产业上、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也就有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他肯定了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因此沿海地区配置了更多的制造业的投资，吸引我们的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出去，农民有了自主配置劳动力的能力，他就要追求更高的收入。这种重新配置同时在宏观上改善了中国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个故事，1986年我们申请恢复我们的关贸创始国地位，之后进行各种努力，坚持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了WTO，以后就真正地在国际市场上兑现我们的人口红利，兑现我们的富余劳动力，把它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

所有的这些优势，所有的变量都变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我们测算的结果是2001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大约10%，你可以查世界银行的数据，你会发现在这个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你也算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潜在增长能力。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和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