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积累过程很重要，因为随后就出现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而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能够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到非农产业就业。你有多少资本的积累，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劳动力转移出来，用比较廉价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往往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也是经济增长可以最快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逐渐地农业内卷化，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劳动力就大规模地转移出来了，形成了高速增长，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之后，人口红利总是要用尽的，剩余劳动力总是要吸纳干净的，接下来就可能是一个新古典增长时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力短缺，因此资本报酬递减。

但是人们发现，很多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刘易斯发展阶段完了，始终没有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因此其实还应该有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或称“刘易斯拐点”）。这个转折可以很短，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可能非常长，比如拉美、南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14年，巴西仍没有突破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图为里约热内卢，来自维基百科）

总的来说有几个阶段：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的内卷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然后进入索洛新古典增长时期。中国在依次地走这些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看中国过去40年、70年，甚至后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可以关注这100年的中国经济史，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我刚才说了，共同发展的阶段，比较一致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国家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有不同的发展特色。你要达到这些目标，要走一些必要的路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国家走的时间不同，或者长或者短，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进入到了特定的阶段。同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口特征、人类资本积累、历史遗产、制度体制的状况，以及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组合。虽然不同的组合千差万别，但并不应该排斥我们去认识一些一般的发展规律，把两个之间做一个结合，才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现实。

回顾前30年，我们有得有失，它的问题和主要的描述应该怎么看？总的来说，我们在前30年最大的成就是中国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关于马尔萨斯陷阱，我比较关心人口问题，对我们来说，它有一个人口转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增长率，大量的生孩子，原因是撒网率太高，不生那么多就留不下，因此结果是人口增长并不快，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陷阱。即便是偶然的原因增加了收入，你就生了更多的孩子，但是因为没有技术进步，又会很快地把人均的水平摊薄，摊薄以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生存水平上，这就是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战乱，开始了经济建设，首先我们就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前30年我们没有实现赶超，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1913年到195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负增长或零增长，人均GDP显然就是负增长了，但是在前3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每年4.4%，尽管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赶超的原因，但是我们和自己比是跨越了一个阶段。这个跨越阶段非常地重要，同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的体制不利于从经济内卷化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因此始终没有开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到改革开放前，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对前30年的一个基本判断。

前30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这一时期将高死亡率一下子改变了，因为马尔萨斯时期的人口转变特征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我们结束了战乱，开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死亡率就大幅度地下降了。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保持惯性，那么出生率减死亡率，就意味着人口大量地增长起来，这也是马寅初教授当年最担心的地方。但这是一个改善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内卷化的过程，即积累剩余劳动力、积累潜在人口红利，这取决于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