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一所大学的邮件，邮件内容通知我原定于5月举行的会议仍将如期举行。这封信的作者意在指出，到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国将比欧洲或美国安全得多，并由此做出结论：中国模式要优于西方模式。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这场疫情为新一轮的文明冲突充当了近乎完美的背景板。

过去几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慢慢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国当局坚定地致力于另一种模式，而且实际上正试图将这种模式输出至世界各地。我们都知道关乎模式之间的一场全面竞争早已打响，但从来没有人清楚这场竞赛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会发生在根据西方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贸易体系内吗？对于该问题的肯定猜想致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答案。当代文明的冲突，就像过去类似的冲突一样，从来都不是一场知识的战争，也不是一场思想的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是那些掌握了技术并对自然力量更高层次掌控的人。

同样，发生的背景也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稳定的。从最初的新技术发展，到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侵蚀现存权力体系，再到如今出现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一系列都标志着这场冲突将在诸多领域展开。

与中国制造业实力或数字技术所构成的威胁相比，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更加微妙和危险。新型冠状病毒打乱了人们的预期，并暴露了超出人们认知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它迫使美国在中立的立场上与中国竞争，而这对于美国的社会稳定是一种崭新且意想不到的技术和政治威胁。

试着想一想：在中国，疫情爆发后有一座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当中国达到美国现有感染统计数字时，已经有三所新医院建成。即使这样，仍然有人认为政府反应较为迟缓。因此，是什么让美国人相信他们比当时的中国有着更好的处境？我听到的唯一解释是，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价值观可以保护您免受世界影响这一说辞，是宗教的定义，而非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可能会回到上面关于疫情严重性的讨论。迄今为止，美国在该流行病中最令人难忘的不是新建起的医院，而是众议院议员马特•盖兹（Matt Gaetz）戴着巨型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状病毒。而中国民众察觉到这一点，并借此展开宣传战。

众议院议员马特·盖兹戴着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状病毒

在此我想表达的是：你能相信美国在紧急情况下会做正确的事情吗？

在过去的几个月和硅谷精英们的几次对话中，我试图想说明美国已然忘记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本质的重要教训，即技术的诞生是一个集体的努力，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的创造力来引进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好处，就必须改变体制和规则，改变社会习俗，并改变整个社会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当社会试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时，关乎技术的重要教训不仅可以解释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彼得•泰尔(Peter Thiel)所描述的“停滞”，同样也能被证明其与应对疫情相关。但是，美国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吗? 集体肌肉是否已经萎缩到不再按需要工作的程度了呢？

我的回答有所保留。因为我确信，我们仍然遗漏了美国社会真正的独特之处。单凭无能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何美国当局缺乏适当回应，这背后或许有其他原因。

在所有关于欧洲价值观的讨论中，意大利似乎借鉴了中国对冠状病毒的大部分应对措施。这个国家采取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他欧洲国家从未采取过的“限制人口流动”措施。意大利人只有在“紧急、可核实的工作情况和突发事件或健康原因”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履行这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