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鲁诺·马赛什  译/李泓翰】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内，我一直在进行环亚洲旅行，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途径印度、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越南等地。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从每日新闻中的零星出现，发展到可能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它现在已经成为谷歌趋势历史上的最热门事件。

旅途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疫情在短时间内便在整个亚洲爆发。在欧洲和美国，至少在政治阶层中，新型冠状病毒一直被视作为玩笑亦或者是调侃对象，但是当诸如意大利这样疫情加剧的国家出现时，这种情绪已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亚洲国家应对疫情有着自己的方式。新加坡依赖技术，并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系统来应对紧急情况，同时也要求公民尽自己的一份力；越南和菲律宾虽然面对疫情的回应并非有条不紊，但人人自危；而在尼泊尔和印度，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力车司机和最超凡脱俗的朝圣者，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应对疫情依靠的是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的形成性经历。对许多人来说，那感觉就像是死里逃生。即使受害者人数有限，但是非典对于地区经济影响严重，因此每个人不禁联想：若病毒的传染性更强的疫情爆发了怎么办？一语成谶，科学家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释放的最大病毒量是SARS感染高峰期的1000多倍，因为非典病毒仅仅潜伏在肺部深处，而新型冠状病毒却存活在喉咙里。

同样，这次疫情爆发也暴露了其他的分歧。当我乘坐日趋空荡的飞机旅行时，一个想法不断浮现：我们都暴露在疫情面前是一件多么值得注意的事，并且每个社会似乎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应对这种流行病。主要分歧之一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也解释了亚洲疫情的严重性。如果贫穷和疾病每天都伴随着你，亦或者发生在你的子孙后代身上，你就会倾向于接受自己世界随时都有可能崩溃的事实。而美国人和欧洲人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是——这怎么会被允许发生？而非提出如何生存和保护你所爱的人这一类问题。

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与政治思想家们笔下的社会习俗突然变得密切相关。

我想知道社会习俗是否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为了疫情感染的爆发区。当听闻来自武汉的消息时，我不禁想起了那座以前去过的城市：供应小龙虾的拥挤餐馆、畅谈人生的火锅宴、公共生活，以及混乱的海鲜批发市场。不只是中国，南欧人打招呼时会用一两个吻表以问候，伊朗人做礼拜时会挤在一起。也许这些都是社会习俗，但人们的反应却会受到这一类文化差异的影响。

目前，关于我们拥有战胜疫情能力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来自于我们大致可以称之为“儒家世界”的地方。新加坡一开始曾遭受重创，但很快就恢复了；越南则向世人展现了其非凡的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而韩国已证明其有能力每天进行多达1万次的检测，并建立了能在10分钟内诊断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诊所。这些事实是否可以说明道德体系的好处，即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并高度重视由更广泛的社区所定义的习俗、措施和规则的适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