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村庄生活曾是我童年美好回忆的全部来源。然而，我也从小就被家人灌输一种信念：农民的生活过得不如“城里人”，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跳出农门”。关于这些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青少年时期忙于学业的我没有能力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直到上大学时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我才依稀明白这中间涉及城乡关系、乡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等宏大议题。我老家的城市化进程来得相对早一些，在我硕士还没毕业时，在我还没有机会思考城市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家已经历拆迁安置，物理意义上的故乡早就“湮灭”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山县的田野经历，不仅仅是做“客观”的学术研究，也是在回看自己的“来时路”，拆解自己的人生之谜。当然，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可以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理解农民家庭托举孩子进城的情感结构，去“读懂”他们很多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

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这段田野经历中，我是“受教育者”，从山县朋友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既有生计与生活安排中的智慧，也有做人做事的道理、对人生的感悟，这些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思考与行为的方式。

观察者网：近几年，政府重点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政策，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您认为，农业人口加速向城市转移，对乡村振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分别具有怎样的意义？

白美妃：从全国层面看的话，大概在十多年前开始，除了一线大城市依然还有比较严格的落户管控政策，其他二三线城市基本开放了购房落户的政策。与此同时，面向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优质。

在县域层面，只要在县城购房就可以落户，相反地，是很多已经在县城购房的农民家庭宁愿保留农村老家的户口，这样，他还可以保有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信息了。

就我田野所在的山县，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高峰期已经在前几年就过去了。当然，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城镇化率依然会上升，那是因为农村人口的主体是老年人，随着老年人过世，村庄人口必然越来越少。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家庭“必然对县域内旧有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而养老是目前凸显出来的问题之一”。可以请您展开说说，相较于资源更充足的城市，县城养老面临哪些具体挑战吗？目前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向？

白美妃：我先描述一下在山县田野中看到的情况。大量农民家庭到县城或地级市买房，代际间形成城乡分居的格局，即子辈的核心小家庭住在县城或地级市的公寓房，父辈住在农村老家，彼此相隔一个小时的车程，两代人在城乡之间“穿梭”往返，合作经营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模式中，代际分居（父子两代人是不能长期同住）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多代家庭能够长期维持和睦关系的前提。我有次在山县坐出租车，司机说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单身的老妇人，为了凑钱给独生子买房，把自己的房产都卖了，想着未来长久跟独生子的核心小家庭在一起生活。但是，没过几年，她跟儿子儿媳妇闹矛盾，完全无法调和，她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司机认为这个老妇人太傻了。代际分开居住其实并不是城市化带来的转型，而是农村家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子代新婚即分居的文化惯习的延续。

白美妃供图

因为有对于代际分居的考量，在那些子辈已经到县城或地级市买房的农村家庭中，只有少量的家庭有经济能力再在城里买一套房子或租一套房子为父辈养老，绝大多数的情况是，父辈会坚持在农村养老。县域内的人口分布格局就会呈现为这样一种情况：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比例会远远高于县城或地级市。农村老人也不能被想象为同质化的、需要被照顾的群体，而是年龄与活力程度差异很大的群体。一些老人还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是当前农村的劳动主力军；一些老人不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能够生活自理；一些老人的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照看。除了生产生活的需求以外，这些老年人还有参与公共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面对这一人口格局，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县域内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整和准备。

观察者网：您在结论中写道，女性婚后居所不再位于婆家所在的村庄，打开了“从女居”养老和父系制松动的可能性，但书中受访对象分享的大多是女儿不被考虑分得拆迁款、父母不考虑资助女儿买房等事例。可以解释下您为什么会看到父系制松动的可能性吗？

白美妃：代际之间，关于父系制的观念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的。我以山县出生于村庄中的80后与其父辈来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