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俄苏列宁主义式政党是以类似于神对凡夫的“圣爱”态度对待人民，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如同从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愚公”。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的结合，而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辩证法是对于这种文明核心特征（或说道体）极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双方相遇后展开生死搏斗，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二者通过关照对方发现自我。这种以斗争形成的具有支配-压迫关系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主奴关系的核心。这一关系是辩证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斗争中形成、通过相互认同确立、因新的斗争而发生改变的，这其中也包含者支配的一方主动放弃主人身份这种可能。

俄苏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体现的正是主奴辩证法中极高的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的知识精英主动放弃主人身份，领导原先作为奴隶的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构造新型社会的新道路。这可以名之为颠倒的主奴辩证法。只是，这种颠倒的主奴关系依然有其相应的痕迹与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导-依附这些主奴辩证法中衍生的范畴会继续顽强而深刻地影响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在中国文明在深处，则遵循着一种根本与之不同的逻辑：师生辩证法，这即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道体意义上的差别。在这种互为师生、教学相长、学习共进的关系中，必然包含对人的本质（乃至作为人之共同体的类本质）的开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即不把人当作某种具有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体，而始终将人看作是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以自我实践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实践主体。在这种关系中，平等不离觉悟，觉悟终归平等，二者互摄互入，相即相融。

体现师生辩证法逻辑的中国，就党的内部关系和党群关系而言，如同毛主席提到的那样，其总原则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同时又是一个高度的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主体性，因而始终处在党和人民的有机互动、彼此互为领导、互为师生之不息循环中的超越苏俄共产党模式的新型政党。

这一逻辑同样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即便极强大了也不会以充任霸主为目标。这一不称霸的立场，并非如许多西方政界、学界人士所揣度的那样是因力量尚未充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恰恰是中国道路的本质体现：主奴辩证法意义上支配-主宰关系绝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追求者，体现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道体之结合的是师生辩证法，它不但可化为内部党群关系之实际，也可以体现于国际关系中。

师生关系的核心，“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生的存在都不是天生、固化、一成不变的；老师是从学生成长起来的，学生未来也可以成为老师，师生二者始终是在比较平等的意义上进行教-学交流的。虽然平等，但师生之间又非无序无规，而是既有阶段性的主导-追随之别又包含超越这种关系之内在期待的有机统一。在初始阶段，作为学生的一方肯定主要需听从富于经验的老师的教导，当其将所学与自我经验有效结合并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时，则可以更平等更自信地与老师交流，并自己也成为教育者。

总结

就其大者言之，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的深度同构关系可被称作“四位一体”，即融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人民国家四重定位于一体：

对于“政党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和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执政党；

对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

对于“文明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

对于“人民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贯彻实践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的核心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是作为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国族主体建设，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更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国家也管理自己、进而通过管理自己来管理国家之伟大实践的觉悟主体建设。这是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

【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著者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以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强世功。观察者网已获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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