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维度的交织融汇，本质上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明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暨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文明论意义上的创造性综合，它们共同塑造了作为五十六个民族统一体之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

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卓绝奋斗的结果，也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的历史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

绵延的中华文明，塑造着中国政治

承载着毛主席“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之期许与使命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在对于自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现的，它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中呈现的新形态。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本身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和集体意识之中，与前现代的传统一样，成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就中国的前现代传统而言，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进而吸收融汇各种其它的文明资源 （如唐代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而化成自身。这一文明传统，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极具内在张力而延绵持久，若就其一以贯之决定其所是而不可动摇的根本而论，则其根本特质有三：平等与觉悟的双运；文明与国家、道统与政统的结合；神圣价值与世俗生活的统一。

相对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中，文明史与政治史的疏离割裂状态（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为各自的代表），中国的文明史与政治史彼此支撑，均无断裂。它既保证了中国文明生命绵长，也保证了中国文明始终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载体与护卫，始终将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当作维护与发展文明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体的连续性是与政治体的统一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文明体与政治体之间的一贯性，肇端于中华民族通过治理大洪水而形成的天下一家、万众一心的集体记忆，成型于以周之封建与秦之郡县为代表的两次重大制度性创设。

大禹治水

中国经殷周之变，一方面大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封土建国方略，另一方面则以嫡长子继承制取代殷商之兄终弟及制，确立了君统之于宗统的绝对优先地位，从而形成以亲亲尊尊（天子于诸侯有亲亲之谊，诸侯于天子有尊尊之礼）为根本特质之封建制度，于其理想之境，则合宗法、亲情于一体，恩义相融通而各得其所（门内之支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王国维因此于《殷周制度论》中以之为中国历史之最重大事件。这也是孔子始终致力于恢复周礼的核心缘由所在。

如果从实际之效果历史而言，更多人会将秦统一奠立“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国家视作中国之为中国的核心历史标志。秦的大统一是自周之封建制度事实上瓦解后形成的长达数百年的战国格局之终结，同时又是对战国情势下生成的新型国家之延续与超越：强势君主的出现，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贵族逐渐被边缘化，伴随着大规模军事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国家动员，平民以事功而晋升乃至进爵日益普遍。

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秦废封建置郡县，混一宇内远迈殷周的大一统格局。汉承秦制，基本确立了以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华政治-文明天下形态。故后代儒家虽一直以秦行法家霸道而对其政策多有指摘贬抑，然均深大其一统之功，柳宗元于《封建论》更是极辩证地论之：“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此种思维为王夫之所承继，进而于《读通鉴论》中提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此种意义上之天道运行正合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之诡计”（List der Vernunft）。

综合而论，周秦之制度，虽有封建郡县之重大差别，然其尊君之义，则贯通始终。经过秦汉相续之大一统，一种承继周天子之权威又远超其上的后封建君主、不再依托宗法血缘纽带的君臣关系、以尊君为根本要义贯彻的中央地方关系，构成了新型君主与新型国家的基本特质。此种君主，可以谓之为绝对主义君主，或更准确地说，主权君主：君主成为了国家主权的直接代表与行使主体，君主主权现实地体现、保障国家主权，构成大一统国家的正当性基础，进而构成大一统国家内在文明传承的基础。而西欧在进入现代前期才实现由封建领主之盟主向主权君主、封建领属之合体向主权国家的转型。这种前现代时期的类主权国家存在所成就的国家整体资源掌控、调度、整合之伟力，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明与国家、道统与政统的有机结合，可以视作中国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其它东西方政治-文明体的核心原因所在。

近代以来，欧洲通过法学方式论证脱胎于绝对君权之绝对国家主权的正当性，将国家主权定义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并以此垄断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在中国，有关君主主权的论证，则始终是在三纲六纪之伦理系统内展开。以君臣之纲为三纲之首，统摄父子、夫妇二伦，显然并非依照自然时间之先后次第（自然之先后，正如《周易序卦传》所言：“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并可以进而将起源上溯至男女、万物、天地），而是对于政治-文明体而言的本体论优先性：君臣关系所对应之高低、上下、尊卑等序，正是礼义之根本所在，这不但是国的核心逻辑，更可以比推之于宗族与家庭，进而构成父子、夫妇二伦的内在原则（父子夫妇之间，不但有亲亲之谊，亦有其尊尊之理。于其尊尊之义，则父之于子、夫之于妇，可类比君之于臣）。

也正是由于君主主权始终基于伦理本位而非其对暴力的垄断（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不具备施行杀伐统治的能力或意志），不同于霍布斯意义上强大森严、冷酷绝决如同《旧约》所记载之洪荒怪兽利维坦（Leviathan）一般的现代主权国家，传统中国之君主主权，始终是兼有尊尊与亲亲之义，既体现于朝廷之上的国是庙算，又得以推比而贯彻于父子、夫妇的家庭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