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vs西方“民族”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及被欧洲势力所统治的南美），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萌发期（16-18世纪），以对于民族语言和民俗传统的广泛兴趣和研究为重点，产生了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的诸多实践，但尚未形成带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运动；

早期（18世纪后期-19世纪中期），民族概念超越文化范畴而进入政治生活，生成了大量后来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观点与理论。法国大革命中所提出的民族、国家、人民的同一关系，更成为了此后民族主义叙事中最核心的命题。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受民族概念影响的群体，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商业精英与知识分子；

中期（19世纪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概念下沉至底层民众，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各国所普遍接受、带有极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动员（但同时也构成撕裂瓦解）效力的时代潮流，并超越欧洲的范围，直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欧洲各国统治阶级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国民高度认同参与的情势下发生的。伴随着一战后世界体系的重大变化，以“民族自决”为标志的民族原则被置于王朝帝国原则之上，从而引发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带有“制度多元主义”特征的“老大帝国”之崩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新型的亚欧民族国家；

全盛期（一战后-20世纪60年代），民族主义与广义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反帝国主义运动相促进，基本终结了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旧殖民体系，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独立；

“去政治”期（20世纪70年代后），所谓的“去政治”，意味着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联逐渐弱化消散，进而失去民族主义曾有的促进国家统一与解放的功能与追求，转而成为否定-消解整体性国家认同的力量，就实践看，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不再具有进步主义的色彩，而渐渐成为了分离主义乃至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别名。

造成民族主义的这种“去政治化”倾向的原因颇为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主要基于欧洲经验所产生的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式民族观：“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这事实上是后人所总结，但被归于马志尼名下）。这种以同质化的血缘、语言、文化为基础，统和地缘、族群、宗教等诸多要素的民族-国家同一论，生发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普遍接受但事实上包含深刻矛盾与巨大张力的“民族自决”原则。

但作为“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民族同一论（同质论），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理论建构与想象，它既可以被用来塑造带有统一整全意味、合亿万人为一人的国民性（法国大革命期间流行的“单一而不可分裂”理念对于法国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整合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同样可能被用于削弱和瓦解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进而瓦解国家本身。

如果将“民族”的原则视作是最高的政治价值或身份认同的来源，则基于“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划分的民族国家便始终无法摆脱国家认同的危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之所以特具有积极意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平等、觉悟、解放、团结之精神，能够超越民族观念的偏狭特征，而赋予人民以更高的政治与文明认同。

苏联的解体，则再次说明，一旦缺少这种更高的的认同与象征这种认同的政治组织，在多民族国家会引发怎样的剧烈震荡。而曾经作为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之典范的西欧，伴随着旧世界体系的加速失效乃至失序，也逐渐失去光环，也不得不面对以强调同质化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与越来越难以同质化的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正是有此对比，才能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所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由梁启超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首先提出，并于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较系统论述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

此后，这一概念深入人心，渐为各方所接受与使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迅速调整了原先带有汉族中心色彩的民族主义主张，于1912年元旦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五族共和”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清帝逊位诏书沿承了这一表述：“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这种超越具体一族而合和中国境内之各族为一体的共识，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清王朝向民国、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主权转移与承接。但当时深受帝国主义欺凌、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的中国，令这一构想无法获得真正的现实性。

真正将这种构想转化为现实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人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进而与全人类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具有内在的契合。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自我定位。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释：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在中国革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不是欧洲意义上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之特定族群，而是融通政治认同与文明认同、合五十六个具体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维系中华民族之自我认同的，一方面是五十六个民族互相依存、交流、学习、融合的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及其记忆与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五十六个民族在通过中国革命摆脱内外压迫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深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