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查尔哨所大屠杀的前一天，CNN播出了对萨达特将军的采访。“赫尔曼德省很美——如果没有战争，可以发展旅游业”。他说。他解释道，他的士兵士气高昂，有信心击败塔利班。主持人似乎松了一口气。“你看起来很乐观，”她说，“听你这么说我很放心。”

我把采访给穆罕默德·瓦利看，他是拉什卡加附近一个村庄的推车小贩。叶查尔屠杀几天后，他所在地区的政府民兵向塔利班投降。萨达特将军的黑鹰开始随机攻击房屋。他们朝瓦利的房子开枪，他的女儿被弹片击中头部而死。他的哥哥冲进院子，对着直升机抱起女孩瘫软的身体，大喊：“我们是平民！”直升机杀了他和瓦利的儿子。他的妻子失去了一条腿，另一个女儿陷入昏迷。当瓦利观看CNN的视频时，他泣不成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他们在嘲笑我们吗？”

2006年的时候，塔利班在几小时内杀害了阿米尔·达多的32名亲友，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三年后，他们在一次路边爆炸中杀死了当时已经加入议会的军阀本人。暗杀事件的策划者来自潘基莱村。从一个角度看，这次袭击是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与国际公认的政府对抗的标志；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贫困村民对曾经折磨他们的人的报复行动；或者是长期酝酿的部落战争中的一次齐射；或者是一个贩毒集团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所有这些解读可能同时都是真的。

很明显，美国并没有试图解决这种分歧，并建立持久、包容的制度；相反，它介入了一场内战，支持一方去反对另一方。结果，就像苏联一样，美国人实际上创造了两种阿富汗人：一种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冲突中，另一种则繁荣而充满希望。

就像哈姆杜拉预测的那样，在8月中旬塔利班武装分子进军喀布尔之后，“充满希望”的阿富汗现在正面临着威胁。在过去的几周里，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绝望地想要逃到喀布尔机场，他们感觉到美国人的疯狂撤离可能是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最后机会。“兄弟，你得帮我”，之前和我交谈过的直升机飞行员在电话里恳求我。当时，他正在挤过人山人海，试图找到机场的大门；当最后一架美国飞机的轮子冲出跑道时，他被抛在了后面。据报道，他的老板萨米·萨达特逃往了英国。

直到不久前，萨达特逃离的喀布尔还常常让人觉得与桑金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不同的世纪。首都挤满了欢快的女人们，山坡上到处都是灯光，还有闪闪发光的婚礼大厅和霓虹灯广告牌：妈妈们逛市场，女孩们成双成对地从学校走出来，戴着头巾的警察在巡逻，上班族们拿着名牌手袋。

这些妇女在美国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就——现在已经失去了——是惊人的，如果与赫尔曼德省的艰苦村庄相比较，就很难理解：阿富汗议会中女性的比例与美国国会中的比例相似，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是女性。

可以理解的是，喀布尔成千上万的妇女害怕塔利班会带来倒退。8月底，我打电话给一位皮肤科医生，她被困在家里。她曾在多个国家学习，并经营着一家雇佣了十几名女性的大型诊所。她告诉我：“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这一步。”“我学了太久，自己创业，自己开诊所。这是我一生的梦想。”她已经两个星期没出门了。

塔利班接管政权之后，就恢复了保守的乡村秩序，同时使喀布尔相对自由的街道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之中。这种命运的逆转揭示了过去20年里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如果美军继续在农村与塔利班作战，那么城市的生活就会蓬勃发展。这也许站得住脚——毕竟塔利班在美国的空军力量面前是无法占领城市的。但这是正义的吗？一个群体的权利能否长期地建立在另一个群体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上？

在桑金，每当我提到性别问题，农村妇女的反应都是嗤笑。“他们在喀布尔给妇女权利，但是在这里他们杀害妇女，”帕扎罗说，“这是正义吗？”来自潘基莱村的玛奇亚告诉我，“你杀害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杀害我的父亲，这不是‘女权’。”来自附近村庄的卡莉达说，“美国人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权利。他们来了，打了，杀了，就走了。”

在美军无人机轰炸喀布尔时被炸死的儿童

赫尔曼德的妇女在她们应该享有的权利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希望旧的村庄秩序崩溃——他们希望能逛街或在运河边野餐，而不会引起他人的微词。其他人的观念则更传统。“女人和男人是不平等的，”夏奇拉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力量。”当她的丈夫不止一次抽鸦片抽到昏迷时，她想过要离开他。然而，尼洛法已经成年了，离婚可能会使她的家庭蒙羞，损害她的前途。夏奇拉从朋友那里听到了放荡的城市充满了许多婚姻破裂和卖淫的故事。“太自由了会有危险，因为人们不知道限度在哪里。”她说。

不过，我在桑金见到的所有妇女似乎都同意，她们的权利，无论会带来什么，都不能来自枪杆子——以及阿富汗社区必须改善妇女的条件。一些村民认为他们有强大的文化资源来进行这场斗争：伊斯兰教。

“塔利班说妇女不能外出，但实际上伊斯兰教没有这样的规定。只要我们穿了袍子，就可以外出。”我问了一个赫尔曼德省的塔利班研究专家，伊斯兰教哪里规定了妇女不能去集市或上学。他有点懊恼地承认，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禁令。“这是村里的文化，不是伊斯兰教的，”他说，“那里的人对女性有这样的约束，我们也跟着这么做。”伊斯兰教在结婚、离婚和继承方面的规则比其他许多部落和村庄都更加公平，所以这些妇女希望能维持她们的信仰——用跨越国家众多分歧的共同的语言——来争取更大的自由。

尽管夏奇拉很少提及，但她自己也怀有这样的梦想。在数十年的战争中，她一直自学阅读，现在她正在努力翻译普什图语版的《古兰经》，一次一个“苏拉”（sura在《古兰经》里是“章节”的意思——译者注）。“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她说。她正在教她最小的女儿学字母，她有一个大胆的抱负：召集她的朋友，要求男人们建立一所女子学校。

尽管夏奇拉打算推动潘基莱村继续前进，她仍决心要记住它的过去。她告诉我，村子里有一个遍布几个山头的墓地。没有牌匾，没有旗帜，只有一堆堆的石头，在傍晚的阳光下闪着红色与粉色的光芒。每个墓穴都竖立着一对空白的石板，一个在头部，一个在尾部。

夏奇拉的家人每周都会来看望她，她会给他们指哪里是祖父长眠的土堆，哪里是她的堂兄弟姐妹们的长眠之处，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忘记。他们把围巾系在树枝上，以获得祝福，并对那些死去的人祈祷。他们在这块神圣的石头、灌木和溪流的包围中待了几个小时，夏奇拉感觉又恢复了力量。

在美国人离开前不久，他们炸毁了她的房子，显然是对塔利班在附近扔手榴弹的报复。两个房间没有倒塌，房子一半是可以住的，一半被炸毁了，就像阿富汗一样。她告诉我，她不介意厨房没了，也不介意食品储藏室被炸出了一个洞。相反，她看到的是一个村庄的重生。

夏奇拉确信，房子旁边很快就会铺新的路，碎石在夏天会热得滋滋响。天空中会飞的只有长着羽毛的鸟。尼洛法会结婚，她的孩子们可以沿着运河步行上学。女孩们会有塑料娃娃，她们可以给她梳头。夏奇拉会拥有一台洗衣机。她的丈夫会洁身自好，他会承认自己的失败，会告诉家人他爱他们胜过一切。他们还会去喀布尔玩，然后站在巨大的玻璃建筑的阴影下面乘凉。“我必须相信，”她说，“不然，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阿南德·戈帕尔是报道中东问题的记者，最近出版阿富汗问题的报道专著《好人已死——美国、塔利班和阿富汗人眼中的战争》(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

（本文发表于2021年9月6日《纽约客》网站，译者是余烈 刘思雨 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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