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的举动也暴露了他的权威冲动，这通常是精英驱动发展的伴生物——这就是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所称的“果断”（decisiveness）。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大选前曾直言：“莫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可能凭借强大的意志，绕过印度民主的一些制衡机制，从而引入中国发展模式所具备的果断清晰，以此增长驱动。”

印度和国际精英对印度民主的赞美，与他们对其制度制衡和容忍多元利益表现出的不满，形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讽刺，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自知。他们认为，权威主义政府“头脑清醒”且“果断”，因此能更有力推动经济向更高目标迈进。

然而，统计分析并无“权威主义政府更善于交付良性经济成果”的证据。乌干达的伊迪·阿明（Idi Amin）和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便是典型例子，他们都曾掠夺了自己的国家。精英们往往忽略这些案例，而只将目光投向东亚的成功。确实，东亚经济体大多曾是威权政体，有些甚至现在依然是，并且它们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快速增长。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东亚会成为例外时，我们便陷入了一个新的难题。

三、东亚的难题

东亚奉行高压统治的同时，实行了社会民主的经济政策。他们往往强调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并且促进性别平等。正如世界银行1993年一份报告首次记录的那样，东亚经济体在最具活力的发展阶段还减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历史学家将长期探讨东亚如何将权威主义与社会民主政策结合在一起。而答案的关键在于教育，这也是社会民主的核心。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兰·贝纳布（Roland Benabou）所发现，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种双重祝福——既促进增长，又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选择机会来减少不平等。

印度和国际精英钦佩东亚的权威主义，却忽视了其社会民主的内涵。他们痴迷于“印度正在崛起”（India on the move）的叙事，却不愿承认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停滞源于人力资本质量低下。即使是号称进步的泰米尔纳德邦，也在这方面表现欠佳。非盈利组织“普拉萨姆”（Pratham）发布的《教育状况年度报告》和印度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的政府调查揭示出一个众所周知却无人愿提的秘密：泰邦小学生学习绩效极其低下。泰邦的优点在于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这源于一场聚焦公共利益的草根社会运动。然而，在大众教育领域却未能形成类似的动员和伦理。泰邦在环境方面的表现更为糟糕，甚至未能建立起保护公共环境的集体伦理。

印度关于环境污染的思辨大多集中于糟糕至极的空气质量问题，这种倾向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然而，更严重且终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问题是全印水资源供应减少和质量恶化。几十年来，科伊姆巴托（Coimbatore）和蒂鲁普尔（Tiruppur）的工厂向诺亚尔河（Noyyal）排放洗涤剂和其他有毒化学物质。这导致河水洗涤剂浓度远超正常范围，出现泡沫翻涌的现象。

金奈的情况和印度所有大城市一样，违章建筑侵占了湖泊、水库等传统水体，家庭污水和建筑废弃物堵塞了河流和运河，这使得城市面对强降雨时极为脆弱，2015年的严重洪灾就是例证。此外，非法采沙活动尽管偶然遭遇执法，却仍然顽固如旧。采砂泛滥不仅使河床干涸，阻碍地下水自然补充，还破坏了农作物生产，还为印度最大有组织犯罪网络提供资金。水资源保护集体失败对贫困人口伤害最严重，因为富人和“关系户”往往能够逃避水资源短缺和污染带来的不利后果。

环境退化成本分配不公平在泰邦的海岸侵蚀问题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该邦为发展港口和沿海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强行迁出当地渔民，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替代工作。这些以“发展”为名推进的项目，实质上剥夺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计。

甚至在以健康和教育成就著称的喀拉拉邦，集体伦理缺乏同样也破坏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机。喀邦的健康和教育成就得益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包括开明的土邦王公、母系社会传统，以及独立后推崇社会民主价值的共产主义政府。然而，近期的经历表明，喀拉拉邦的集体纽带也正在瓦解。与泰邦类似，海岸侵蚀正迫使渔民社区内迁，远离赖以为生的海洋资源。西高止山脉“开发”导致原始森林消失，并带来毁灭性的山体滑坡，同时也剥夺了居民的传统生计。如同印度其他地区，采沙活动也让喀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主要产业包括农业、渔业、采矿业、化工、造船与加工业。

喀邦“不平等发展模式”引以为傲的正面案例是维兹因贾姆港（Vizhinjam）。2015年8月，阿达尼港口（Adani Ports）与经济特区私人有限公司（SEZ Pvt Ltd）作为唯一投标方，赢得了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合同。作为甲方的喀邦国大党政府还承诺为该项目提供三分之二的资本金支持。审计长和审计署在一份言辞严厉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收益分成安排将导致喀邦政府蒙受巨大损失，而阿达尼港口与经济特区公司则获得丰厚的回报。

更糟的是，当地企业、居民和环保人士曾警告称，该项目会加速海岸侵蚀，并降低生物多样性，而且迫使许多渔民失去生计。此外，来自科研界的意见认为，人类建造的屏障会干扰海水的自然流动，严重影响海滩的形成和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然而，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尽管印共（马）领导人当时加入了反对声浪，但在上台执政后，这个自称“进步力量”的政府依然支持该项目，无视环境问题，并镇压渔民抗议活动。

四、精英的脆弱平衡

印度当前这种不平等发展模式注定还将持续。政客们虽然口头上宣扬包容和平等，但在教育、医疗、城市管理、公平高效的司法体系，以及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却缺乏兑现承诺的诚意，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尽管印度已形成自身独特的不平等发展模式，但全球主流意识形态仍在支持这种加剧不平等的政治模式。

在印度政治中，莫迪总理的表现与他在古吉拉特邦的执政模式如出一辙。高塔姆·阿达尼基团股价大跌，但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和最高法院对欺诈指控的调查进展缓慢。银行家和投资者将印监管和司法信号解读为他们对兴登堡的指控不予理会，阿达尼集团公司的股价随之反弹。随后，监管机构反而指控兴登堡“市场违规”，但此举招致兴登堡反指SEBI主席投资离岸基金，因此在阿达尼调查中存在利益冲突。在双方不断升级指责的同时，有一点明确：印度精英阶层生活在一个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世界。

与此同时，阿达尼的煤矿项目在无视当地抗议和利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继续在脆弱的哈斯代奥森林（Hasdeo）中大规模伐木。拉邦和恰邦的国大党政府对阿达尼在哈斯代奥的操作予以支持，延续了跨党派支持的传统。

穆克什·安巴尼同样受益极大，特别是莫迪政府2022年俄乌冲突后无视西方国家对俄石油销售和金融交易的制裁。安巴尼加大购买俄油力度，并且通过贾姆纳加尔（Jamnagar）工厂的石化设施加工，再出口到无法直接进口俄油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7月，安巴尼为其子阿南特举办了一场耗资1.2亿美元的奢华婚前派对，地点正是在贾姆纳加尔。这场派对活动标志着安巴尼商业王朝的延续和政商之间的密切联系：阿南特参加了莫迪第三次宣誓就职典礼，而莫迪也出席了阿南特的婚礼。在印度社会和政治中，权力、金钱和奢华已然交织在一起。

随着印度富人愈加富裕，他们的集体责任感却在减弱。对全民教育的持续忽视正体现出了这一点，而教育恰恰是实现发展的基本前提。学者普拉萨姆（Pratham）的疫后研究发现，印度学生的学业水平甚至从疫情前的低水平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