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共识的铁律

2002年起，联合进步联盟（UPA）十年执政期间，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Gujarat model）逐渐演变为“国家精英发展模式”的一种更直白也更受推崇的版本。当时，面对投资者的威胁，尤其是商业巨头拉胡尔·巴贾吉（Rahul Bajaj）2002年“穆斯林大屠杀”事件后后扬言要切断古吉拉特资本流入，时任首席部长的纳伦德拉·莫迪启动“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系列招商活动。

高塔姆·阿达尼等古吉拉特本地商人，在莫迪招商活动初期就抛出了金额巨大意向投资。然而，莫迪的目标其实是拉坦·塔塔，这个拥有闪耀国际品牌的财团。2008年，塔塔宣布将他的汽车制造项目撤出西孟加拉邦，因为他无法与抗议征地的农民妥协，这时莫迪正如他自己所称的那样，给塔塔发了条言简意赅的短信：“欢迎来古吉拉特！”。塔塔没有让莫迪失望，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周日晨间节目（Fareed Zakaria’s Sunday morning show）上向全球观众盛赞莫迪，成为了莫迪品牌的代言人。

塔塔财团很重要，常被认作“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然而，从J.R.D.塔塔支持英迪拉·甘地的“紧急状态”，还是他的继任者拉坦·塔塔在巴斯塔尔的投资引发官方民兵组织镇压原住民，以及他讨好有污点的莫迪，塔塔财团一再证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这个提法本身就自相矛盾。

塔塔财团表现已令人失望，但其他企业可能更不在乎社会责任。他们在赞美莫迪时甚至显得荒唐可笑。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弟弟、当时印度顶级商人之一阿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称莫迪为“众人之主，领袖中的领袖，君王中的君王”。而拉坦·塔塔则表示，他本人因为过于“愚蠢”而没有向古吉拉特邦更多投资。

塔塔化学公司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化工厂。

剥去宣传外衣，“古吉拉特模式”实质上无异于为富有的企业掠夺国家资源。企业几乎免费获得土地，享受接近零利率的巨额贷款和慷慨的税收优惠，以及毫无阻碍的环境审批——这一切都由纳税人买单。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政府慷慨政策的主要利益输送对象包括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埃萨钢铁（Essar Steel）和阿达尼电力（Adani Power）等大型企业。

这些备受青睐财团大多投资资本密集型项目，包括石油（古吉拉特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钢铁、化工和制药。这些项目花费不菲，非常适合华丽的“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宣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尽管提高了GDP，但几乎没有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同时还严重污染土地和河流，耗尽了古邦的地下水资源。

由于邦级预算优先考虑扶持大企业，自然挤压了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服务的支出。正如芝加哥大学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强调，古吉拉特邦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在印度各邦中仅处于中等水平。而考虑到印度人类发展在全球总体落后，这一表现更显不堪。她指出，在古吉拉特邦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邦人均预期寿命、女性识字率等关键指标上的表现“不仅仅是一般，而是糟糕透顶”。

然而，正是围绕这一发展模式，印度知识界2014年大选前已达成某种共识。左派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赞扬莫迪的果断。右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则推崇莫迪促进“创业精神”。而著有《政府即恶》的古查兰·达斯（Gurcharan Das）则预言——遗憾的是他毫无依据——莫迪未来每年有望创造800万到1000万个就业机会。前高盛高管、全球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则直接给出快评，称他无法评判莫迪的宗派主义，但此人“在经济方面表现出色”。

印度自由化改革，尤其是“古吉拉特模式”，之所以在精英阶层中获得如此高度的赞誉，源于一种毫无根据的信念，即“不平等促进增长”。这种信念为持续支持富人提供理论依据，声称繁荣会“涓滴”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尽管实测数据反复反驳打脸，但这种论点仍像僵尸般顽存。

反驳“不平等促进增长”观点最有力的例证来自1935-1965年的美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时期，美国推行了进步的社会民主政策。这30年间，高税率、强大的工会以及向教育和医疗的资源倾斜是主导政策。结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现象减少，繁荣广泛传播。

美国还展示了“不平等促进增长”的反向案例：不平等加剧导致增长放缓。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总统后，美国逆转了社会民主发展模式。美国降低了税率，削弱了工会，侵蚀了国家引以为傲的教育成就，让数百万公民失去了起码的公共卫生保障和医疗服务。不平等现象快速加剧，经济增长放缓。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尝试过“第三条道路”，即他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继续繁荣，但普通人的“人性面孔”却模糊不清。

曼莫汉·辛格成为印度总理时，“第三条道路”已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他领导的UPA政府推行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代表作就是通过《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再配合一系列有利于富人和权贵的宏观经济及监管政策。印度政府的这种亲富立场在“和平游行”事件中已暴露无疑。

二、当法律判决不再至高无上

2007年，社会学家南迪尼·桑达尔（Nandini Sundar）及其同事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裁定“和平游行”违宪。2011年7月的一项判决中，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尖锐批评印式发展战略，他们援引印度国家计委的一份报告指出，原住民地区的暴力之所以持续不断，是因为“主导”精英阶层“攫取”了印度发展成果，而这种攫取“以牺牲穷人为代价”。

发展项目的利益不仅没有向下“涓滴”，反而向上集中。法官们得出结论，涉事政府部门违反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生命尊严的基本原则，下令解散“和平游行”。然而，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无视这一判决。“和平游行”这个名字消失无踪，但官方支持的私人民兵力量却以新的名称继续服务商业利益。

这种情形类似于1832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对最高法院判决的蔑视。据称，杰克逊说：“既然是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作出判决，现在就让他来执行吧。”

2014年5月，莫迪当选印度总理

印度政府一贯无视最高法院命令，尤其是那些试图切断政治与商业利益勾连的判决。结果是，矿业公司和黑帮——两者间的区别常常模糊不清——长期肆无忌惮的违反法院判决，特别是无视在拉贾斯坦邦阿拉瓦利丘陵（Aravalli hills）的采矿禁令和采沙禁令，而沙正是全印建筑热急需的关键材料。

莫迪2014年当选总理后，他以古吉拉特时期的模式为蓝本，将精英发展模式进一步肆无忌惮的个人化。他从艾哈迈达巴德飞往德里乘坐的是高塔姆·阿达尼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机右侧印有印度国旗，左侧则是阿达尼的企业标志。股市迅速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息，阿达尼旗下公司股价飙升，大幅超越更为广谱的Sensex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