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邵卡·莫迪，编译/杨春雪、毛克疾】

2005年6月4日，备受尊敬的塔塔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在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尔（Bastar）建立一座钢厂。几乎就在同一天，私人民兵组织“和平游行”（贡德语：Salwa Judum，意为“和平行军”或“净化狩猎”）也在巴斯塔尔出现，声称要保护投资者利益。该组织由当地国大党领袖马亨德拉·卡尔马（Mahendra Karma）建立并控制。该邦印人党政府与卡尔马达成两党共识，优先考虑企业家利益而不是当地原住民（Adivasi）的权利。随着更多投资者涌入巴斯塔尔，“和平游行”这支由邦级准军事部队（state paramilitary forces）支持的新兴民兵组织，与争取权利的原住民及纳萨尔派武装展开了血腥斗争。

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4月，时任印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有纳萨尔派/毛主义者活动的13个邦首席部长会谈时宣称：“纳萨尔问题是印自独立以来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曼莫汉·辛格将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定义为“内部安全问题”，这实际上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人和学者的他，理解并解释印度政府未能“将社会正义带给最贫困地区”，并称这导致了“民众的疏离感”。然而，作为政客，他青睐强大的商业利益，并效仿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做法，通过警察和军事力量镇压社会抗议。

虽然“和平游行”约二十年前已成立，但今天仍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印度独立后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完美契合的典型案例。印度政府不仅允许大企业进入生态脆弱的山区，驱逐在那里生活的原住民，还动用强权支持企业盈利活动。印度政府援引“国家安全”压制反对声音，毕竟谁也不能反对界定模糊的国家利益。

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标志着印度式市场“自由化”的畸形顶点。从1985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总理实施减税开始，到1991年夏季减少进口关税和放松工业监管，所谓的自由化实际上优先考虑资本利益而非劳动利益。在“和平游行”事件中，这种偏向表现得尤为明显。亲资本的意识形态变得不可挑战，并逐渐变得更加赤裸裸。

拉吉夫·甘地，于1984年至1989年担任印度总理，是前总理尼赫鲁的外孙，英迪拉·甘地长子

印度决策者响应了全球潮流变化，变得更加青睐资本而不利劳工，这一趋势1980年代初由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以最无所顾忌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在国际话语中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印度仍带有令人不快的意味。相反，其“孪生兄弟”——“自由化”则成了印度钟爱的口头禅。事实上，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标榜“新自由主义”还是“自由化”，都违背了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竞争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因为它有意偏袒精英阶层，而这是斯密无法容忍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印度，将这种意识形态应该称为“精英发展模式”更恰当。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利用国家政治权力来制造和维持经济不平等的模式。

决策者深知这种精英模式无法惠及绝大多数人，因此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推行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代表这一折衷方案的两位全球知名人物。同样，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也以左倾的社会正义捍卫者自居。2005年8月，仅在发动私人武装力量对付原住民后的两个月，印度政府就兑现了竞选承诺，推出《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NREGA），后因冠以“甘地”之名而广为人知（MGNREGA）。尽管该计划初衷良好，但从一开始就显得过于吝啬。在一些邦，MGNREGA的工资甚至低于邦法定最低工资，还因此违反最高法院指令。同时，MGNREGA还存在政府拨款不足、无法满足工作需求保障、延迟支付工资等问题。

因此，尽管那些拥护精英利益的人敷衍的赞同社会正义，但他们却辩称，必须利用人类的自私本性来推动社会发展。他们的观点被错误地归因于亚当·斯密，即当人们专注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时，也会改善到他人的生活。在政策实践中，这就传递了一个信息：富人理所应当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因为由此产生的不平等能激发“涓滴效应”，使繁荣下渗惠及大众。然而，“不平等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在历史经验中几乎找不到支撑，这种“自私有利”的意识形态往往与另一套强调个人勤奋和自力更生的道德说辞一并包装：如果你贫穷，你不仅懒惰，而且不道德。

事实上，亚当·斯密反复强调的是一种公共道德，而非私人道德。他认为，社会必须采纳集体伦理的观念，以促进公共利益。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的“达摩”（dharma，责任）是促进集体福祉，也就是提供公共教育、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系统、支持工会以对抗雇主的强势，以及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

正如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所言，斯密是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今，《国富论》出版已有250年，公共道德涵盖的职责更加广泛，包括投资公共健康、建设宜人城市与住房，以及或许最重要的环境保护。

然而，在印度，“社会民主”已被“污名化”。在印度社会主流认知中，一切都必须被私有化，包括教育和医疗，而那些未被明确私有化的领域，实际上也大多仅对有权有势者开放，包括司法系统和干净的环境。

尽管印度从未实施过社会民主政策，但印度精英阶层一直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伪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以进一步推动国家远离集体福利。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精英政治家和评论员们纷纷利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纠正尼赫鲁错误的重工业战略，及其衍生的“高进口关税”政策——后者旨在防止印度为满足进口需求，大量流失外汇。

尽管重工业化的政策失误重重，但这不是继续忽视集体福利的理由。事实上，尼赫鲁晚年曾对自己的政策感到失望，他认为这些政策与社会主义相差甚远。实际上，这些政策反而催生根深蒂固的寡头垄断。尼赫鲁的政策与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悖，而这些原则在二战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政策中反而获得了实践。艾德礼聚焦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将医疗和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而尼赫鲁却忽视了创造就业和发展人力资本。

印度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是一个渴求权力且腐败的政客，她非常愿意披上“伪社会主义”的外衣，自我标榜为“穷人捍卫者”。很快，她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国有化——迅速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由于“社会主义”被严重污名化，这就为利用国家力量让富人更富的思想提供了合法性，释放出一种极为不平等的发展模式。由于大企业继续投资大型、甚至超大型项目，创造的就业岗位一直很少。因此，尽管“自由化”进程已然推进三十多年，但农业仍然雇佣印近半劳动力。在农业之外，不稳定的临时工作成为了主要就业来源，既没有财务保障，也没有体力劳动保障。“过度国家干预”的幽灵继续存在，反而导致教育和公共健康的被持续忽视。

毫不奇怪，近期一项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参与撰写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增加。1991-2014年间，一系列不平等现象在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时期不断加剧，并在印人党执政后进一步恶化，这彰显出印度政客对“精英发展模式”早已达成政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