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很多科学家曾对气候变暖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1940年-1978年之间存在一个降温阶段，而这三十年也是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大跃进的时代即所谓战后景气时代，您怎么理解气候变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邹骥：气候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都很大，在一个很小的时间区间里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但是从大趋势上来看，工业化以后温室气体排放量总体上来讲还是急剧上升的。工业化带来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然后带来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温室效应，使整个气温上升，这种效应有时候是有滞后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近这二三十年，温升是急剧上升的，这是有客观的科学数据支持的。从1900年到2010年这100多年里，全球表面温度升高了大概0.76℃，不到1℃，有这么一个时间尺度和速率。

所以这些事情都只能放在一个大的时间空间尺度上来说，光说战后这一段时间不足以说明工业化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温升之间的长期趋势关系，这个对应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更远的时间来看地球表面的温室气体浓度，直到1850年之前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大规模工业化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战后重建，从这个时间尺度上去看，气候变暖和工业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存在的。

波动上升的气温走势图

当然科学家们争议的是所谓这个大尺度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是在不确定里边是有确定的。观察这些问题跟一般的问题有一点不一样，它需要我们有更长远的洞察力和更多的观测数据。

现在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越来越认同二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就是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表面温室气体浓度和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这个逻辑关系从长期的科学观测数据和推演数据来讲，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是存在的。

邹骥：首先我们说美国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在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特朗普在白宫做的这个决策，当然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狭隘的、缺乏远见的决定。但是我不认为他代表整个美国，他只代表美国第45届的总统政府。完整的美国除了联邦政府以外，还有州一级和力量非常强大的企业界以及学术界。

我们上个月刚刚在旧金山召开了全球气候行动峰会。这个峰会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实际状况。当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以后，美国有17个州形成了一个联盟，叫WE ARE STILL IN，声明他们还在巴黎协定里边。比如加州有自己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和减排目标。而且在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加州州长Jerry Brown宣布，到2045年要整个加州实现净零排放。

另外美国很多知名企业都站在了应对气候变化，履行巴黎协定的阵营里。而且他们是有真金白银的投资的，在技术上和投资融资上是有实际行动的。更不要说美国还有很多学术界人士是支持巴黎气候协定的。

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D.Nordhaus，曾批评特朗普“怀疑气候变化太愚蠢”

特朗普作为联邦政府总统提出退出巴黎协定，无疑对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进程是一个打击，是一个负面行为。但是美国在实体经济、实质性的技术投融资，以及政策法规方面，依然有非常强劲的要求低碳发展的力量。

再看全球的情况，尽管没有美国参与，但是第一，其他的190多个缔约方都依然声明坚持这个政治决策，继续实施巴黎协定。第二，在实质行动上，欧盟和中国等还都在继续履行他们的承诺，在有条不紊地做相关工作。

美国联邦政府的退约确实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我相信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没有人能够阻挡科技与发展潮流，而且低碳发展也有巨大的利益，也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投资机会，一些新型技术正在涌现、正在发展，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还有一些综合的跨领域技术比如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这些技术现在都呈井喷状在发展，它们最终会表明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

对于美国退出协定的影响，既要看到负面影响，同时又不被它所迷惑和吓倒，要坚定低碳发展的方向。短期内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分配这些代价。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做好了以后，减排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总而言之要有长远眼光，要及早行动，行动的越早越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