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周雪莹】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0月8日发布《IPCC全球升温1.5ºC 特别报告》，称如果气候变化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预计全球气温在2030年至2052年间将比工业化之前升高1.5℃。报告敦促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减少碳排放。这是继巴黎气候协定之后，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又一重大举措。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副主任、气候谈判专家邹骥，听一听他对这份报告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些看法。

观察者网：10月8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指出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以内，这个目标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其实已经提出了。1.5℃似乎是一个很低的数字，这个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要达成这个目标，难度有多大？

邹骥：2015年我曾亲自参与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当时提出要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这个数值首先来自于一些科学家的结论，是一个科学模拟的结果。因为从科学上来讲，以前的地球表面温度，我们并没有实测值，都是推测值，古气象学家有一些办法去推测当时的温度。但是2100年距离现在还有80多年，那个时候的温度现在也只能得到一个情景值，都谈不上预测值。现在科学家提出要控制到比1750年工业革命前后的温度增幅不高于2℃。如果高于2℃，气候变化的风险就太大了，这是目前气候领域科学家的一个主流观点。

但巴黎气候协定是要经过联合国成员国签字才能生效的，这里面就有很多政治因素和利益因素。一些小岛国和气候脆弱的国家认为气候风险对它们损害更大，因此他们的要求也就更高。所以在巴黎气候谈判中最后写的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以内。”原来在案文里边没有1.5℃，只是说well below two centigrade，尽可能低于2℃。后来在谈判中小岛国强烈要求，欧盟也表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缔约方为了达成多边协定，就答应了这个要求。对温度的目标要求更高，就导致对减排目标的要求更高，减排就要更剧烈，程度更深，速度更快。

可能因为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的图瓦卢

对于我们大众和政策界来说，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趋势，至于要求是2℃还是1.5℃，实际上都是模型模拟，不必太纠结那个数字，实际上是要求更严格地控制温升。所以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并不是很强烈的要求温升必须控制在1.5℃，谈判者也不是科学家，实际上巴黎协定里的2℃和1.5℃，更多是科学研究折射到政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语言和政治承诺。

要求温升低于1.5℃，这个要求肯定是更严格的，所以委托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来做这样一个特别报告，这个报告是基于科学文献综述做出的概括和评价，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温升的幅度越小，气候变化负面影响带来的损失和风险也越小。你也可以要求1℃，但是1℃就没有风险了吗？依然有风险，但是可能会比1.5℃要小。就好比说交通安全，采取措施可能会更安全，但是不能说没有风险。防火消防也是这样，你采取了措施就绝对不可能再着火了吗？还是会着火，只不过这个概率大大下降了。所以温度的要求主要是跟风险的概念挂钩，但是这个要求相应带来的减排要求就越来越高。

这次的特别报告还要回答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温升控制在1.5℃到底能不能做到？从技术上来讲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实质问题是：第一、成本受不受得了？第二、这个成本是怎么去分配的？减排的代价在国别之间怎么分配，这就变成了国际气候政治和国际气候经济的问题。第三、在时间上怎么分布？这里面涉及到在什么年代要部署什么级别的技术。一般来讲比较便宜的技术，比如改善能效，像这种有的甚至还是赚钱的，现在是不是可以马上用这种技术去改善锅炉、照明、电机、制冷、供热等这些方面的能效？有一些更昂贵的技术比如说氢能，正在开发的技术比如碳捕获、碳封存，还有一些更远的技术比如说受控核聚变等等，这些预计要在几十年之后才会实施。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到把温升控制在1.5℃的，风险也可以降低。只不过可能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因为一个科学评估报告还不能完全回答成本和代价是怎么分布的问题。

观察者网：中国可以从这份报告中得到些什么启示?接下来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政策与战略？

邹骥：现阶段不管是2℃还是1.5℃，中国都应该明确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无论从全人类的利益、国际潮流，还是中国的利益等方面，都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低碳转型，不能模糊，不能动摇，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避免战略误判。我想这个报告中提到的1.5℃，对我们是有利的，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要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中国也要承诺和履行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不应该有削弱和动摇。

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报告也是对我们现实工作的指导。首先我们还是要有远见。要从长远利益角度出发，安排我们的国民经济，技术研发，以及政策体制改革等。除了短期的三五年规划，我们还要有长期规划。大家通常的看法是认为越远的事越虚越不靠谱，和自己当前的利益越不相关。但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事关30年之后以及更远的。比如说改革开放，我们在40年前制订了这项政策，一直到今天直至以后都还会有深远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领域里，坚定方向以后就有几个事关中长期的事情都是眼下要做的。第一就是电力、供热、制冷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城市的形态和规划、土地利用等方面做的任何一个决策，它的影响一下子就是30年40年，必须深思熟虑。

第二就是技术，包括研发和示范推广，也需要时间。一个技术从实验室里出来，小试、中试、推广，直至在市场上达到足够大的占有率，这个过程短则5年10年，长则20年30年。以互联网技术为例，大概是在90年代初民间开始接触到互联网，研发还要早一些，到今天都快几十年了，才像现在这么广泛的应用。光伏、风能等技术也是这样，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

第三，人们行为的改变也需要一个长时间过程。国民的素养、观念、能力的转变要几代人，中间还得有一些波折。我们要形成真正的生态文明理念，把低碳环保的观念浸透在每个国民的骨子里，没有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怎么能够建立起来？

最后再说政策和体制。改革开放40年，体制改革依然在路上，还要再进深水区。由此可见这种时间尺度是非常大的，所以2100年的结果从今天采取行动一点都不早。这份报告在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争论，但是我们要牢牢把握它所揭示的战略方向，就是要控制升温。

当然，这些都要考验我们政府、智库以及企业和技术研发领袖的智慧。我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去谋篇布局，各个方面的战略和政策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是我认为我们从这个报告中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