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备战流程”的配合

在美国和英国近现代历史上，“备战流程”已经被重复启动过很多次了，也已经不加掩饰地公开进行了。之所以俄罗斯普京总统在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天，就在演讲中历数了西方集团策划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各种的欺骗和撒谎并将整个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称之为“谎言帝国”，原因也正在于此。

但是，为什么如此陈旧老套的把戏、如此不加掩饰的造谣流程，却仍然如其所愿地屡屡得手呢？当人们听到西方政客们将西方长期“拱火”制造出来的俄乌冲突说成是俄罗斯的邪恶表现，将西方直接和间接地参战说成是捍卫自由和文明，再一次玩弄起制造“道德战争”假象的把戏时，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大比例的公众，特别是西方公众的积极响应呢？

部分的原因已经在上一篇中讲过了，“谎言帝国”的“传送带”和“回音壁”这一特制组合，长期以来在最高调地宣扬自身的专业、中立、客观、公正的同时，却用最大的强度和密度向民众输送着最荒诞不经的“欺骗性新闻”，很多人都丧失了最起码的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因素会在“谎言帝国”的“备战流程”中发挥出特别的作用。

第一个因素叫做“大众帝国主义狂热”，这是在西方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常见的现象。

由于本国在历史上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满足，军事革命同时大大带动了技术革命和社会文化革命，民众对于本国的对外征服战争并不反感，也不厌倦，反而还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新鲜变化产生期待并感到兴奋。

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经过军事胜利一次次浪潮的洗礼，国民的价值观也被一次次重建，帝国的“士兵英雄”被视为所谓“文明使命”的承载者，也成了19世纪西方社会男性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那些“常胜将军”则产生了榜样力量，成了民众崇拜的偶像和民族形象的化身。在这种社会文化中，支持对外战争、积极配合政府的战争动员，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

第二个因素叫做“关于同意的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这是一种在西方社会中被冠以“公共关系科学”之名的操作技术，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宣传，让民众整体上转变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从拒绝转为接受，从不同意转为同意。

上一篇说过，在西方社会，每天提供给媒体联盟“回音壁”的“新闻材料”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各种公共关系公司。而这些公共关系公司所输出的信息产品，又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按照“关于同意的工程”或者“公共舆论结晶术”（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中的操作技术精心制作出来的，都通过“巧妙地操纵符号和趋势”内置了影响民众心理过程、转变其观念的各种要素。

当然，正如被美国人尊为“公共关系之父”的爱德华·伯纳斯在他事业起步的初期就发现的，这项技术很快就被某些政治势力拿来作为战争动员的有效工具了。既然几句美妙的广告语就能让占美国成年人口一半的妇女群体喜欢上抽香烟，或者几场娱乐明星活动就能改变美国选民对冷酷且内向的柯立芝总统的不良印象，那么，引导公共舆论去支持一场战争当然也不是什么难事。

事实上，伯纳斯在1933年就得知了德国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在按照他在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一书中教授的技巧，巧妙地利用符号把犹太人变成替罪羊，把希特勒塑造成正义的化身，并操纵媒体为战争做准备。

以上这些，在当今“谎言帝国”的“备战流程”中都可以算是“标配”的要素了。这一“备战流程”今天应用在了与A国的战争中，明天还会应用在与B国的战争中，这是“谎言帝国”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提前揭露这一流程的进行方式和基本要素，会让人们在“谎言炮弹”袭来之前预做认知上的准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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