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体的“他们”的形象被创造出来之后，“投射”活动会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我们”不愿或不敢归入自我形象的反面形象被“投射”到“他们”身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某一部分特定的“他们”就被成功制造成了对“我们”产生了威胁的“敌人”。简言之，敌人的形象其实就是自己的反面形象。（Marja Vuorinen，2012）

这是现代心理学中的新知识，以此来重新检验一下19世纪早期的“俄国威胁”论，即可以明白，关于俄国这个国家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略扩张、狡猾且善于欺骗、意图征服全世界这一总体形象，实际上就是英法等国自身形象中完全一样甚至更为恶劣的部分在俄国这个“他们”身上的投射，就是英法等国在恐惧情绪作用下在自己心中发生的一个发明创造“敌人”的心理过程。

当然，不仅俄国的敌人形象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既然英国、法国和后来的美国在历史上与他们所定义的“他们”几乎全都打过仗，那么也必定都同时伴随了创造敌人形象的心理过程。而这些不同的敌人形象也无一例外就是他们自己不同反面形象的反映。

应用规则的“备战流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感知到了帝国势力和欧洲的力量均衡所面临的危险，早早就决定了要对德国宣战。

这原本是一场基于帝国利益、商业贸易和粮食供应等现实因素计算的先发制人战争，但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却让英国抓住了一个绝佳的借口，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一场关于市场的战争突然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的战争”。

制造敌人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了，媒体文章写道：“为了（比利时）这个小小的民族，为了它的自由而不顾一切地战斗，英国将从陆地和海洋出发……她将维护她神圣话语的荣誉，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事业，任何人都可以为之牺牲。”

政客们说道：这是一场“善与恶之精神争夺人的灵魂”的搏斗，“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在进入一场大的战争时……带着更清晰的良知和更坚定的信念，……不是为了侵略，甚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维护对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

伦敦街头的海报则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英国代表着文明的、民主的雅典，而德国则代表着专制的、军事化的斯巴达。（David Welch，2012）

英媒1914年报道：“英国对德国宣战”

这些话语是不是令人们联想到了什么？是的，这就是拉夫罗夫所指出的英国人一直以来的“相同的路线”。

人们只需要简单地回溯一下此前的英国殖民主义罪恶历史，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犯下的累累罪行，看到那些与它所吹嘘的什么自由、民主，什么神圣的荣誉、文明的原则等恰成对立的专制、好战、贪婪、野蛮等反面形象。而为了制造敌人并发动战争，它却轻而易举地把所有这些反面形象统统“投射”到了敌人身上。

当邪恶的形象被牢牢固定在了敌人身上之后，有口难辩的敌人就瞬间成了“非人”（non-people），而消灭掉这个“非人”就会显得合理、合法，并且是正义的和光荣的。一场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就此摇身一变成了维护和平的“正义”战争，各种极端手段也都自动获得了合法性。一场“猎巫”行动随之展开，十足的罪犯成了“英雄”。而由于英语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垄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形象以及被颠倒过来的战争话语，会在世界各国自由流通，风行一时。

二战之后，英国这一条“相同的路线”被美国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每一次侵略战争之前，制造敌人形象和颠倒是非曲直的流程都会一模一样地重复一遍。制造敌人形象的规则还是同一个古老的规则，只不过美国版的“谎言帝国”更加强大了，运用这一古老规则的手段更加花样翻新了。一管洗衣粉、一段假情报，甚至只需政客们闭着眼一通胡说八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启动这个“备战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