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兆一】

《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日在全国上映。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中东国家，但片中呈现的战争、占领军、教派冲突、恐怖主义这些元素，让稍微了解中东历史的人一看就会联想到，这是2003年以后的伊拉克。

电影把灶台、炒勺、中国菜与装甲车、枪声和爆炸放在了一起。无疑，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影片，甚至我的不少朋友会评价它是主演沈腾的封神之作。

我从2001年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至今已经25年，这部国内少有的中东题材电影，带给我的，是与普通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一、“好好吃饭”

导演文牧野把电影的内核归结为四个字，“好好吃饭”。

这四个字在和平年代轻得不能再轻，放到战争中却很重。和平时代，人们讨论经济增长、民主制度、宗教信仰和国家战略。但当炮弹真正落下来以后，一个普通人的世界会迅速缩小成几个问题——今晚有没有饭，药还能不能买到，孩子明天能不能回来，睡觉的时候屋顶会不会被炸穿。

这大概也是《欢迎来龙餐馆》最打动我的地方。它没有把战争只拍成将军、总统和士兵的故事，而是塞进去了一个厨师，让一个最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去承受世界政治留下的全部后果。

电影里有一句已经引发不少讨论的台词。美国士兵担心当地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恐怖分子，徐福（沈腾饰）反问了一句，“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

这句话很痛快，也说中了伊拉克战争的一部分真相。

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只用了很短时间。随后，美方推动大规模“去复兴党化”，又解散了包括伊拉克军队在内的一系列旧国家机构。大量受过军事训练、有组织能力、熟悉地方社会，同时又突然失去工资、身份和政治位置的人，被扔到了新秩序之外。美国国会后来讨论伊拉克战争经验时，也反复触及这两个决定与叛乱迅速扩大的关系。

然而，如果顺着电影再往前追问一步，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美军到来以前，中东当然存在政治暗杀、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2003年也不是中东仇恨史的元年。殖民主义留下的边界、独裁政权的压制、宗派矛盾、冷战代理人战争、石油利益、阿富汗战争塑造的跨国“圣战”网络，都早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存在。

所以我更愿意把电影中的那句话理解成一句“半截的真话”。

恐怖主义并非在2003年突然诞生的，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确实把原来分散在地下的许多矛盾炸开了。美军推倒了屋顶，却没有准备好新的房梁。等雨水灌进来以后，每个人都在问究竟是谁把房子毁了。

二、不该有的以色列签证

我第一次真正接近巴格达，是2023年10月7日。

这一天后来被全世界记住，是因为“阿克萨洪水行动”。我当时已经到了巴格达，却在入境环节遇到了麻烦。原因很简单，我的护照里有以色列签证，最后被拒绝入境。

对于一个长期研究中东的人来说，那次经历很有象征意味。

我们在书本上讨论阿以冲突、伊朗与以色列的敌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记忆，经常都是几十万字、几百页的材料。到了边境口岸，一切突然变成了一页护照、一枚签证，以及一道你究竟能不能跨过去的门。

2025年，我又找机会去了伊拉克。这一次我学乖了，换了一本新的护照，没有了那页以色列签证，终于顺利进入巴格达。

启程之前，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不少“伊拉克重生”的内容。镜头里有新桥、新道路、商业街、餐馆、商场，还有巴格达年轻人的夜生活。看上去，这个国家似乎已经从二十年前的战争画面里走了出来。

真正到了那里，我却有些失望。巴格达最核心的一些区域确实正在建设，城市也重新出现了商业活力。人很多，街道热闹，餐馆开得很晚，年轻人照样聊天、喝咖啡、谈恋爱。一个经历了如此漫长战争的社会能够恢复这种日常生活，是值得赞颂的成就。

然而一旦离开那些最适合拿手机拍摄的地区，城市的另一面很快出现。道路、公共空间、市政维护、基础设施和城市治理，与迪拜、多哈、利雅得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一些地方仍然留着战争和长期失序的痕迹。你能够感觉到，这座城市修复了很多建筑，却还没有完全修复一个国家遭遇战争以后留下的伤口。

短视频最容易制造的错觉，就在这里。

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同时拥有漂亮的新商场和脆弱的公共服务，完全可以一边出现灯火通明的新城区，一边保留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制度问题。战争后的恢复远不只是把被炸掉的房子重新盖起来。稳定的电力、学校、医院、司法、就业，政府有没有能力持续提供这些东西，年轻人愿不愿意把未来留在这个国家，才是重建的关键。

世界银行曾经估算，伊拉克人均GDP从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3500美元，下降到了2001年的约770美元。战争、制裁和长期国内冲突，不仅摧毁资产，也侵蚀了教育、医疗和人力资本。

伊拉克最让人惋惜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它从来不缺自然资源。它缺的是几十年连续、不被战争打断的发展时间。

三、恐怖主义

讨论恐怖主义，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定要给它找一个“出生日期”。

早在11世纪的波斯和叙利亚，尼扎里伊斯玛仪派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塞尔柱势力时，就曾经采用针对重要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暗杀。欧洲后来把他们传奇化，逐渐形成了“Assassin”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主要针对政治和军事精英，和今天面向无差别平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也有明显区别。把他们直接称为ISIS的祖先，显然经不起历史推敲。

但这段历史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借助有限暴力制造巨大政治震慑，在中东出现得远比美国军队早。

近代以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英国托管体系之下形成了现代伊拉克的国家框架，族群、教派、部落和不同地区被装进了同一个政治结构。伊朗则留下了另一种历史记忆。1953年摩萨台政府被推翻，美国后来公布的外交文件显示，英国方面曾明确寻求与美国合作改变伊朗政府，而石油国有化冲突正处在这场政治斗争的中心。

再往后，伊朗革命、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基地组织的兴起，把宗教动员、民族主义、反西方情绪、专制政治和大国竞争缠在了一起。

因此，现代中东极端主义很难用单一理论解释。

如果只讲宗教，就会忽视长期政治压迫和国家失败；如果所有账都算到美国头上，又会把中东自身几十年的权力斗争、独裁统治和社会矛盾一笔抹掉。

这也是为什么，两场伊拉克战争必须分开评价。

1990年，萨达姆出兵占领科威特，对一个主权邻国发动战争。联合国安理会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第678号决议随后授权在最后期限之后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因此，无论从国际法授权、战争起因还是战争目标看，1991年的海湾战争都有远比2003年更充分的正当性基础。

2003年的情况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