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不得不岔开一笔，讲讲司徒华。

司徒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教师，但他并非殖民地教育下的精英，注定他不能在港英政府的建制下取得权力，因此，他只能与左派联合，对抗港英政府，以取得建制以外的权力。他所仗恃的，是由大部分老师俱为其会员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他是会长。

七十年代，司徒华企图加入共产党，也许是共产党早已悉穿此人不可靠吧，拒绝了他的入党申请。于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转而和英国人合作，开始“反中”。

当然，在回归前后的香港，不论是“反共”或是“反中”，都不可能公开宣言，因此这些本质上的“反中”者，摇身成为了民主派。这推理是：他们要的是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但这并非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说自己不是“反中”，而只是要求民主。

但这又生出了一个不可解释的矛盾，就是他们的终极目的究竟是香港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要求改变整个中国？很明显，后者是不切实际，并不可能，因此这推理就顺理成章的转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与中国切割开来。不消说，要想达到这目的，就必须得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支持。

司徒华毕竟矢言热爱中国，不宜自打嘴巴，大搞“港独”；但他交棒给张文光，张文光交棒给冯伟华，就越趋“港独”，不能自拔了。司徒华2011年去世后，教协更加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向下一代“洗脑”，制造出大量娃娃兵，其遗祸之大，不言而喻。

以张秀贤为例子，他在14岁已被老师谭凯邦招揽，后来加入了“学民思潮”，2014年与黄之锋并肩“非法占中”，是泛民主派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于谭凯邦，则由于触犯《国安法》，现时仍在还押中。

2020年12月2日，香港，黄之锋和林朗彦前往法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再说回来，“港独”思想之所以蔓延，香港特区政府也责无旁贷。5年前，我在《环球时报》写了一篇长文，指出在回归之后，假如特区政府支持兴建爱国学校，从1997年至2019年的22年间，不难打造出二、三十间爱国学校，遂可培养出一股强大的爱国势力，黑暴时与教协的娃娃兵分庭抗礼，那就不致于在当时般孤单无援了。

遗憾的是，2000年香港大幅削减了中国历史的课程，大大减少了下一代对中国的认同感。更有甚者，2009年起香港设立了“通识教育科”，却又不设指定教材，任由教师自由选定内容。不消说，“反中”思想已入骨的教师们，遂可乘机加油添酱地把“反中”信息灌进学生的脑袋，形成了“港独思想”，而“香港民族”这种荒谬的想法，也就被发明出来了。2014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版了《香港民族论》。

《国安法》通过后，大批暴徒被捕，教协被解散了，西方势力被连根拔起，教育当局重新加强了中国历史教育，“通识教育科”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所取代。然而，二十多年的恶劣教育，要想根治，恐怕至少也要十年八载，方能去清恶毒，绝对是任重道远。

现在说到台湾，“台独”的行走路线，和“港独”完全相同。

1949年，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转进台湾，这些人的口号是“反攻大陆”，当然是只能“反共”，不能“反中”。不过别忘记，当时台湾的主要居民是日殖时期的“皇民”，这些人好比香港殖民地时代出生、长大的“香港人”，是本土化的基本盘。

蒋介石去世后，经由其儿子蒋经国以及被谑称为“李等会”等领导人，完成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正如前文讲过，民主化是“反中”的等同操作，再加上美国力量在这里可以全无制衡地肆意操弄，很容易把整个岛的意识形态从“反共”变成“反中”。

2018年6月22日，李登辉抵达日本，准备出席所谓的1945年冲绳战时“台湾人战亡者慰灵碑”揭碑仪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至于由“反中”到“台独”的路程，基本盘当然是日殖时代的“皇民”及其后代，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等人都是。他们所用的手法，说穿了，也和这二十多年来香港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通过修改教科书，培养教职人员，从娃娃的“洗脑”抓起，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操作，一步一步的深入，将“台独”的意识形态植根于全岛2300万人口的内心。

香港有着中央政府的制衡，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版了《香港民族论》。台湾地区则是北京政府暂时无法管治，兼有美国撑腰，根本不用掩饰，闭门造车地发明了“台湾人”，从“李等会”时代的“河洛文明”，到蔡英文时代的“南岛民族”，统统写进教科书，直接“洗脑”了。

再对比香港的经验，从2014年，《香港民族论》的出版，政府要想用“批判的武器”来抺去“港独”思想，反而越抺越黑，到最后只能用上“武器的批判”，《国安法》立了，“港独”思想就完蛋了。同样原理，只要美国、民进党、赖清德这组“三位一体”一天尚握有控制台湾的“武器”，我们就不能幻想他们会自我放弃“台独”。“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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