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维持健康积极的政企关系都是不容易的。除了政府官员可能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之外，它还面临另外两个重要威胁：一是政治家、政府官员成为企业的寻租对象和商业利益代言人，政府政策被商业集团操纵和绑架；二是政府官员与企业进行狭隘的利益交换，对地区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如学者所揭示的那样，政治家使用财政补贴扶持企业雇佣冗员，以换取更多的选票。

这两种威胁在中国也部分存在，如媒体披露的房地产商贿赂地方官员、地方政府扶持僵尸企业等事件，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官场＋市场”模式也内生出遏制这两种威胁的重要力量。

就第一个威胁——地方官员可能与辖区企业结成利益同盟——而言，由于政治锦标赛最终需要交出经济发展这份政绩答卷，具有晋升激励的官员更愿意与促进辖区经济增长的企业结成联盟，而不愿与阻碍辖区经济增长的利益集团形成联盟，从而限制了这种利益联盟形成的概率和破坏程度。

就第二个威胁而言，至少对地区的主政官来说，由于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政企之间狭隘的利益交换最终必须以不伤害自己的政绩为条件，政绩导向为狭隘的利益交换设置了边界，因而难以演变为国家层面的普遍现象。[9]

上述讨论主要聚焦于“官场＋市场”模式如何激励地方官员“把事做对”（如提供基础设施、克服协调失败），同时在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遏制地方官员的“掠夺之手”（“防止做坏事”），但尚未涉及一个同样重要而以往研究很少涉及的问题，即在政企合作中如何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即使地方官员有意愿与辖区企业优势互补、通力合作，如何保证这种合作是成功的合作，而不是好心办坏事？有哪些条件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地方官员与企业朝着有效合作的方向迈进？

在这方面，官场竞争嵌入在“浩瀚无边”的市场竞争之中就变得非常关键。辖区政府与企业相互了解，熟悉当地情况，首先具有哈耶克所强调的信息优势；其次，两者共同面对外部竞争，辖区企业市场竞争的绩效结果最终反映了政府干预和政企合作的效果，市场竞争过程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反馈，引导地方官员和辖区企业共同学习试错，逐渐摸索出适合地区要素禀赋、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在这个不断试错演化的过程中获得适当激励的地方官员，会尽其所能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不断调整其职能角色，提供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扶持条件。

以“官场＋市场”为基础的中国增长最为吊诡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各个辖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是防止辖区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鼓励辖区政府成为“有为政府”的一大利器。

我们经常听到的观点如“政府干预伤害市场化，推动市场化一定要以减少政府干预为条件”，在抽象的学理上看似无懈可击，但在中国特殊的情境下却遭遇尴尬的“悖论”：全国市场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并非必然减少政府作为的空间，反而可能增强辖区政府干预的动机，强化政企合作的倾向，且引导两者逐步走向良性合作，遏制地方官员的权力任性、专断和“好心办坏事”。外部的“有效市场”是辖区内“有为政府”的必要条件。

全国层面上不断深入的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与辖区层面普遍的政府干预“水乳交融”。在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下，这看似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却在中国的政经结构下实现了有趣的结合。

“官场＋市场”模式虽然聚焦于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与地区经济的互动关系，但它作为一种增长机制也体现着中央政府发挥的重要职能（当然更多地是以外生的方式），即为“官场＋市场”模式制定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有效规则，创造使其良好运行的外部条件（如加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提供全国性的交通通信设施）。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行了以经济发展绩效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启动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为“官场＋市场”模式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初始制度条件。

在此基础上，过去四十年中央一直坚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开放策略，则是保证“官场＋市场”模式成功运行的绝对必要条件。[10]

斯蒂格利茨认为，最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和不平等，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面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而中国是极少数的受益者。

从本文的观点来看，中国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卓著有其必然性。中国成功的经验是“改革＋开放”，没有对外开放的承诺，中国的改革和增长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由中央层面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特殊意义：它不仅仅是“市场派”所强调的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如前所述，在地区层面上政府干预并不一定减少），更重要的是与地区层面的“官场＋市场”模式形成极为重要的互补关系，激发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激活民间企业家精神，促成地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紧密合作，保证政企合作走向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

同样，由中央层面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通信等）和运输技术的突破（如高铁）也显著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提高了区域之间官场和市场双重竞争的程度。“官场＋市场”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中央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开辟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