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地方官员的官场竞争深度嵌入在市场竞争之中，这意味着地方官员干预辖区企业的政策效果最终将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来，接受市场竞争的公开检验。[4]离开了市场竞争约束的官场竞争可能会变成纯粹的政治作秀或者权力之争，与经济发展无关。“大跃进”时期各地“粮食放卫星”和“大炼钢铁”的政治锦标赛就是如此。

更关键的是，某一辖区的地方官员无法操纵辖区企业所参与的市场竞争环境（如价格、竞争激烈程度、质量标准），而只能是外部市场竞争的接受者。辖区内的政府和企业之于外部市场竞争，如同小国政府及其经济之于国际市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市场”模式如同整合在国际市场上的众多“小国经济”的联合体，“小国政府”的目标是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市场竞争对地方官员干预辖区企业、产业与市场施加了重要的约束，市场逻辑的嵌入限制了官员的任性干预和资源浪费。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地方官员的行为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

在“官场＋市场”的架构之下，地方官员所受的市场约束不仅包括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还包括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要素市场竞争的约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跨地区、跨境的流动要求地方官员必须竭尽全力善待企业和人才，否则将面临人才流失、投资外撤的危险。

其次，不同辖区的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嵌入在辖区地方官员的官场竞争之中。每一个地方企业（尤其是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背后都站着一些关心其市场竞争结果的地方官员。

由于官场竞争动力的叠加，企业会从辖区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不同辖区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官场竞争因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而趋于“恶性竞争”，[5]最终通过官员行为和辖区政策传导到辖区企业，进一步加剧不同辖区企业间的市场竞争。

为了增强辖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地方官员可能会提供财政补贴、廉价土地、贷款优惠，甚至着力推动企业上市、拓展融资渠道等。有了这些政府支持，辖区企业可能会过度进入某个产业，或者在市场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竞争策略（如产量扩张和倾销）。由官场竞争导致的地方官员之间的非合作倾向，也会影响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

总之，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相互嵌入同时改变了两者原有的特征和性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竞争机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和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重要而有趣的特征。[6]

关于中国增长故事的解释性理论不胜枚举。“官场＋市场”理论作为一种新理论被提出来，归根结底需要回答下列问题：“官场＋市场”作为一种政府与市场结合、政企互动的增长模式对中国来说为什么是重要的？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长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有何特殊之处？换句话说，“官场＋市场”究竟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哪些基础性的问题，克服了哪些根本性的障碍，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除此之外，它又如何解释中国地区之间如此悬殊的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增长绩效？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如此之多的经济社会问题，以致现在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

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系统回答这些问题，就无法确立“官场＋市场”理论的分析价值及其对于讲述中国增长故事的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起点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庞大且低效率的国有部门，以及一个基本生活品短缺、高度封闭、人均收入极低的经济体。从积极意义上说，体制僵化和经济落后说明中国经济远离其最大效率边界，增长潜力巨大；但问题在于，从巨大的增长潜力到持续的增长现实之间的困难，犹如横亘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面前的天堑巨壑，真正的跨越者屈指可数。

就中国而言，在体制转型方面，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发展壮大非国有部门，推动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如何迅速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给定中国的制度背景，企业无法为自己松绑，计划经济体制不会自行消除，市场化改革无法自行启动，资本积累也不会从天而降，这些任务都需要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完成。

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由潜在的“掠夺之手”转变为“帮助之手”。

2016年6月，“亲清政商关系大家谈”专题座谈会在福州市召开，图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