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定调城市化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但现实中仍有一些城市的更新依赖“增容”来平衡改造成本；或者说，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城市更新项目中，较少看到通过更新项目来创造一条健康的资金流，有些商业更新难以为继，有些还是要靠政府投资。如果既不靠增容，又不能走过去棚改的路线，像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的这么多复杂任务，还是要回到“钱哪里来”这个问题？像您曾力推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业主集合产权的协调成本其实很高，而这种在深圳、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方的经验似乎又很难套用到其他地方，因城施策非常考验施政者能力，在这轮城市改造中，政府如何从“征拆主体”转型为“规则制定者与金融服务者”？

赵燕菁：任何增容都是增量。通过增容平衡城市更新，本质仍然是增量发展阶段的财务逻辑。进入存量阶段就意味着对增量需求的减少。任何增量的供给都会加剧库存，进而压低存量资产的价格，这和存量提质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一个城市一旦进入存量阶段，就必须尽快停止新增供给。

城市更新就要依赖业主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更新必须坚持“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原则。自主更新的钱，应该来自更新前后资产的升值。只要升值大过更新成本，业主就会有动力自主更新。

要满足这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高流动的权益市场能对更新后的资产进行估值，只要估值足够高，更新标的物的权益就可以用来抵押和融资；第二，要降低业主更新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仅是指原来物业拆除和改造的建安成本，而且要包括居民协调一致行动的成本、周转搬迁的成本，以及设计、报批、施工、监理、验收等一系列成本。这就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更新服务商。一开始，所有程序都必须从头探索，包括各种政策、法规、规范的适配。一旦程序打通，后面的更新就会势如破竹，全面铺开。

城市更新创立规则的阶段特别重要。对于很多业主而言，他们习惯于和以前政府主导的征拆做参照，如果一开始政府迁就业主，大比例补贴，这些案例就会成为以后的样板，给真正的自主更新带来更大阻力。在这个阶段，政府要尽量避免直接补贴，而是要通过提供各种便利和制度设计，让业主从“要我改”，变为“我要改”。

由于更新和新建无论在施工条件还是业主要求都有很大不同，更新有可能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产业。未来造房子有可能像造汽车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具有超长产业链的新产业。

杭州拱墅区浙工新村，是居民“自主更新”的旧改样本。图为浙工新村工地一片繁忙景象。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摄

2023年8月16日拍摄的浙工新村。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观察者网：我想再追问一下财税改革部分，财源问题涉及央地的事权和财权分配，中央文件中提到“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您觉得根据过去这几十年的改革发展经验，新的调整可以侧重在哪些方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未来地方政府的职责、角色和功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或者说，在现在的经济转型期、新的经济现象喷薄的时期，过去承担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角色在微妙变化，也许以后不是地方政府为主，而是国家整合、国企牵头、科技巨头引领的情况？过去有些经济学者将“地方锦标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力，同时也是地方官员的考核/晋升指标，但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变化。

赵燕菁：只要中国城市财政分灶吃饭，有没有晋升考核，相互竞争都不可避免。所谓城市竞争，从财政角度看，就是税源的竞争。中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争夺企业就是城市竞争的标的。如果像美国那样个人所得税是主要税源，争夺就业就是竞争的标的。

可以说，不同的税制决定了城市竞争的底层规则。篮球、乒乓球、田径、游泳……规则不同，适应的身体素质也不同。城市也一样，不同的税制对不同的城市也不同，它既可能放大一个城市的优势，也可能会放大另一个城市的劣势。

中国疆域辽阔，地理、文化差异悬殊，在完成统一大市场后，需要进一步探索多样化的税收制度来适应多样化的城市特征。从单一赛制的“世界杯”发展为多赛制的“奥运会”，可能是比央地分权更重要的改革方向。

观察者网：前面从房地产聊到地方债，再到财税体制改革，最后也落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引擎”在哪里？解释中国崛起之谜，是全世界重要学者专家一直在追逐的话题。土地、基建、城市化、地方竞争……各种答案，不一而足。无论大家是否接受，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确实就像一根杠杆，撬动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量，尽管这个过程伴随着问题和教训。

如今，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尤其是科技大爆发加持之下，AI的突然加速令人喜忧参半。现在媒体、官方在提到中国经济的新叙事时，无疑强调科技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普通大众而言，首先当然是振奋，但同时又有隐忧——个人与科技爆发、经济升级叙事之间有差距，又因为看不清形势、怕错过时代风口或红利而倍感焦虑。世界经济同样在转型，中国也与之深刻嵌套，在这个如此混沌的时期，中国经济会转向哪里，您有什么判断或预测？对普通人而言，能做些什么？

赵燕菁：从宏观上看，中国还是一个债务端约束国家。中国的资产端有大量剩余，只要债务端扩张，资产负债表就会自动扩张。可以说债务端增加多少，中国经济的规模就扩大多少。因此，中国下一个“引擎”依然会来自债务端。中国下一个引擎要看谁能创造更多的贷款需求，贷款越多，创造的货币越多，对经济推动越大。

债务端有两项，一个是负债（liability），一个是权益（equity）。顺差可以视作国外央行的负债，也属于负债（liability）。要想扩大债务端，首先还是要扩大权益项，因为顺差是外生的，中国自己说了不算，负债是抵押权益创造的，基本上可以视作权益的函数。

而权益项里最主要的就是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根据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股票市场无论在规模和流动性上，都远远领先其他权益市场。未来的发动机可能要取决于股市的表现。房地产资产规模巨大，但流动性差，如果能把不动产市场变得像股市一样，中国的权益市场可以有一个显著提升。存量市场的资产升值可以取代卖地收入的减少，成为新的融资工具。

2025年6月18日，在广西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机器人产业园，工人检查工业版人形机器人。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现在很多人把中国的下一个增长引擎押宝在技术进步上。这就需要谨慎区分技术进步到底是哪一端的技术进步。如果是债务端技术进步（节省资本），能赋予资产更高的估值、更好的流动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债务端约束的经济体，就是积极的技术进步（因为劳动过剩，资本不足）。但这对于美国这样资产端约束的经济就是消极的技术进步（因为资本太多，劳动不足）。反之，如果是资产端技术进步（节省劳动），对于中国这样劳动过剩的经济体，就是消极的技术进步；而对美国这样劳动不足的经济体则是积极的技术进步。

具体到AI、新能源、芯片技术都属于资产端技术。这些技术虽然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很重要，但由于目前中国需求相对不足，新技术的出现在宏观上仍难以带来总量的扩张，反而可能会体现在对传统技术的挤压上。但如果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带来股票市场（更多的高科技企业上市）、银行信贷和宏观债务的扩张，就可以从分蛋糕变为做大蛋糕。

换句话说，新质生产力不能狭隘地聚焦传统的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同时要把提高“资本率”的技术包含在内。对于中国这样债务端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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