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就是违反防洪优先次序，把最优先防卫的骨干交通系统布置在最脆弱的地下的实践，结果洪灾来临，第一个击穿的就是城市的主动脉。郑州地铁和京广隧道的灾难就是这一防洪优先次序选择的结果。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厦门的BRT系统。厦门地处沿海，平常地下水位就较高，很多隧道工程都需要持续性抽水。对电力可靠性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供电本身就是极端情况下最脆弱的系统。何立峰主政厦门期间，提出了一个独步全球的高架BRT系统。

这个系统位于城市排水生态链最顶端，对人工排水、照明、通风依赖很低。由于地面施工，无须专门车辆，造价低、建设快、运维省，2016年厦门BRT运营里程54公里，运量1.15亿人次，每公里造价仅1.1亿元，从开工到运营，时间不到1年。对比厦门6号线每公里的7.19亿、北京16号线每公里的12亿元，BRT是非常廉价的系统。现实中，厦门BRT也承担比厦门地铁更大的运量。这一高架BRT在包括莫兰蒂台风在内的历次极端洪涝灾害面前皆毫发无损。特别是由于运营成本极低，在票价3公里内0.3元，超过3公里仅0.1元的条件下，每年运营亏损仅1.5亿元，相比地铁每年的运营亏损大大减少。

但厦门BRT这种能抵抗高环境冲击力大运量系统，由于技术简陋，世界上没有先例，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认真总结和推广。对高成本基础设施的盲目迷信，限制了一些适用于中国环境的工程技术方案的创新。规划业内只知道巴西库里蒂巴的BRT，却不知道厦门BRT早已超过库里蒂巴一代！城市规划是一门实用的学科，好的规划方案是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看谁消费更多华而不实的“高科技”。

图5 厦门BRT：适用的技术就是好技术

集中式与分布式

传统防洪和现代防洪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是分布式的，后者是集中式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工程能力的提升，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设计已经成为城市规划中解决防洪、排涝的标准解决思路。传统的分布式独立应对超标洪水的方案渐渐被规划忘记。但现实中，中国地域辽阔，适用于厦门的解决方案未必适用于郑州这样的北方地区。中国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像郑州这样没有地形可以利用的地区如何防洪，在黄河频繁肆虐的中下游地区有着广泛的实践。

例如，“墙”这个元素曾经是古代中国非常普遍使用的营城工具。就以城墙为例，很多人把城墙视作单纯的防御系统，其实在平原地区，城墙也是防洪系统的关键要素。从城市、到街区，乃至院落，每一个围墙单元都可以视作一个分布式的防洪、排涝单元。这种低成本的防护技术，帮助古代城市、村落成功应对了一次次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最经典的防洪系统就是故宫，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城市防洪技术集大成者。从城墙到排水沟，从院落到建筑基座，景观与风水，文化与功能，环环相扣。

图6 传统的智慧：2020年安徽寿县古城封门防汛

今天的郑州无论在规模和功能上，都远远超出古代任何城市，用城墙将这样尺度的城市重新围起来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古代分布式防洪的思想依然没有过时。如果能把高价值的资产用里坊围合起来，就可以在不提高全市防洪标准的条件下，显著增强城市的“韧性”。

几年前，我曾有幸参加华北某平原城市的规划方案征集。期间，一篇鲜为人知的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上个世纪50~60年代，河北平原洪灾频发。毛泽东在河北调研时发现城墙具有重要的防洪作用，曾提出要保留城墙。而我们规划的这一地区历史上正是区域性蓄洪区，于是我们借鉴古代智慧，提出了一个用层层里坊，抵御短时间超标的强降雨的防洪、防涝规划（见图7和8）。这些围墙平时可以作为城市管廊的补充，紧急时可以作为临时避难的设施，使灾民们不必爬到树上、房顶来求生。

图7 设想：洪水包围中的场景

图8 里坊：分布式的防洪体系

结语

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教条，只有将国外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可能取得成功。过去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新增城市人口接近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在一开始中国缺少规划和建设现代化城的经验，借鉴甚至抄袭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规划的一些做法在当时是最经济的。但这也不可避免引进了一些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的理念和方法。郑州这次大水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防洪、防涝规划体系。

随着中国规划实践的不断丰富，出现了大量领先世界的案例，创造性提出“中国方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仍然不能正确地识别和评价中国城市规划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规划行业每年的评奖中就可窥一斑），继续教条地引进他国的技术方案，郑州的灾难难免会在中国其他城市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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