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燕菁】

引言

任何防灾规划都应该是建立在效益和成本分析基础上的。防灾的标准和被防卫资产的价值正相关——资产价值越高，投入防灾的资源就会越多。很多人指责“海绵城市”虚有其名，其实“海绵”这一比喻恰恰说明它不是为了郑州这种超常灾害准备的。超常灾害之所以超“常”，是因为这类灾害都是小概率事件。为预防小概率事件所做的投入（包括建设和维护）成本是极其巨大的。“好的”防灾规划要么是在给定的防灾标准下，选择最节省的工程方案；要么反过来，在有限的防灾投入预算内，达到更高的防灾标准。

城市防灾规划就是在预防灾害的成本和防护对象的价值间做“痛苦”的倾向选择，并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发现更好的防灾方案。城市防洪规划也是如此，并没有标准的工程解决方案。好的城市防洪、防涝规划，首先必须建立在中国气候所决定的洪水特征之上。

中国的气候特征

相对于大部分欧美国家，中国降水的特点是：量并不特别的大，但却特别集中，具有短历时、高强度的特征。以这次几乎同时发生在科隆和郑州洪水进行比较，14日至15日科隆地区24小时的降水量仅为154毫米，就引发被德国总理默克尔形容为“没有一个德语词可以形容”的灾难级别的大洪水。而郑州17日20时至20日20时，三天降水量总量高达617.1毫米。其中19日20时至20日20时单日降水量达552.5毫米，小时降水量更是高达201.9毫米，超过科隆单日降水量的峰值154毫米。这次单日降水量和小时降水均已突破自1951年郑州建站以来60年的历史记录。可以说“短历时、强降雨”是中国气候和欧美国家最显著的差异。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城市防洪、防涝工程很容易被瞬时的超标降雨所击穿。

图1郑州与科隆降雨对比

2018年前后，我担任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院长，正赶上国家推广“海绵城市”相关建设，也参加了很多生态规划和海绵城市规划的编制和评审。“海绵城市”的概念一开始是从国外引进的，从设计方案到技术标准，几乎都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措施和标准（甚至直接引进外国设计单位包括方案评委）。而我在长期的实践经历中得出的经验，这些方案和标准很难应对中国“短历时、强降雨”气候的特征。果不其然，很多按照这样标准建设的“海绵城市”（包括这次出事的郑州），刚完工没多久，就被“超标”但并不罕见的强降雨所击穿。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标准和方案应对洪涝，郑州的“覆辙”很有可能被再次重蹈，而这次所带来的教训经验就会被再一次浪费。

中国的规划实践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城市的气象特征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现成的经验，我们必须发展适合中国特点的防洪排涝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会来自书本，不会来自理论，而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广泛实践。在这方面，中国的实践早已走到国外的“海绵城市”理论之前。

图2 海沧内湖：规划与现状

1991年，在中国城市规划设研究院完成的厦门海沧新区规划中，在海沧新城中心保留了一个兼具景观和调蓄功能的内湖，利用了厦门半日潮的落差——高潮位吸纳雨水，低潮位释放雨水——在台风来临之前放空湖水来吞吐暴雨形成的径流。同其他国家通过巨大地下工程消纳超标雨水相比，内湖方案不仅投资节省，而且内湖建成后其景观功能可带动周边土地升值，将损失的开发用地价值和日常巨大的维护成本结合到公园绿化养护中，巧妙地解决了小概率防灾工程建设、运营成本巨大的难题。

2016年莫兰蒂台风突袭厦门，使海沧成为国内少有的被真正“实战检验”过的“海绵城市”实践。厦门海沧这一低成本洪涝解决方案，不仅适用于厦门，同样也适用于从浙江沿海到广东沿海所有高潮差、大填方地区。但问题是类似海沧这种适合“短历时、强降雨”的实践，并没有转化为中国“海绵城市”规划的规范和标准。中规院两位中国“海绵城市”的先驱王瑞石先生、郭连起先生，今天也早已无人提起。

图3 海沧内湖：高潮差、大填方滨海地区防洪模式

韧性的基础设施方案

所谓韧性城市，就是在外部冲击下城市的公共服务可能暂时“弯曲”但却不至断裂的一种形象说法。其技术路线是在外部冲击面前，渐次放弃相对重要的市政目标，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确保最核心的市政功能不被外力击穿。在规划中，确定资产的价值和防卫的优先次序，就是低成本防灾的诀窍所在。在“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的背后，城市的“韧性”可以大不相同。在所有防护对象中，人的生命显然是最为优先的，只要保证人的生命，，灾难就是有限的。

对于城市规划，韧性主要反映在公共服务的优先等级。传统“防洪生态链”的次序是：街区、道路、排水系统……但在实践中，道路系统是灾害期间输出公共服务最主要的载体，对于减少灾害冲击而言，有着比街区更系统的支撑作用。因此，韧性的防洪次序应当是道路、街区、排水系统……这意味着排水系统应当和街区结合，而不是和道路结合。

图4 城市高程规划次序与城市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