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政府——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践前提

米尔斯海默自诩为水平高超的战略家，但是他的主张可能永远不会被美国主流所接受，至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接受。

根本原因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获得实践的前提，必须是出现一个公意政党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公意政府。只有公意政府才能调动一切资源与对手进行战略竞争，同时不受制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束缚。米尔斯海默很少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这也是他的无能为力之处。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从未真正将内政问题置于重要的地位。

所谓公意，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众意，则只是私人利益的简单总和。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既不同于基于自私欲望的个别意志，也不同于基于狭隘帮派观念的团体意志，更不同于毫无原则地鼓励不同团体之间进行利益争夺。

只有公意政府才能合理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具有足够的权威来进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只有公意政府才能避决策遭受各种资本利益集团的绑架和控制，防止外交战略的目标因为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内讧而不能实现。

公意政府本身可以创立和维护政治共识，而众意政府的权威则依赖于共识的维系。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政治一度形成高度的团结和共识，政府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在经济方面，美国通过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确立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顶端地位，可以用剩余财富来消弭内部分歧，保证各种社会运动不会危及统治；在政治上，通过将苏联塑造为意识形态敌人，掩盖了贫富分化和种族问题等真正矛盾。

自由民主制度发展到不受约束的状态，身份政治不断摧毁共识，而政府却不能保证重建共识。美国资本家长期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本质上是要利用中国提供的人力资源、工厂和市场，获取更大财富以消弭内部分歧，而中国的规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依赖性。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却日渐严重，不仅有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不同势力之间也出现了矛盾。最终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发动贸易战，目的就是试图重新制定规则，通过向中国抢钱使美国获取更大收益，为资本主义续命。

美国不存在公意政党，也没有公意政府。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客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选举方式只能将众意进行简单的数量化。

虽然美国在价值链中处于上游地位，但其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美国要想对付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动员充足的资源，否则它的对外强硬政策就会伤害国内部分利益集团以至于遭到强烈的反对。

与中国的竞争意味着总统和行政当局必须获得更多的权力，从而损害反对党的利益，以至于加剧美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们看到，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时候，遭到了佩洛西和民主党的弹劾；拜登试图通过基建法案的时候，又遭到了共和党的阻挠。

贾南·加内什发表过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今天的美国与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不同，当时美国刚刚从战争中获得胜利，人们是团结的，而且人们信任政府。今天的美国人沉湎于个人主义，意味着它“很难在长期基础上围绕某个外交政策目标进行动员”。虽然今天的美国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均对中国非常不满，但是没有一个集团愿意拿出行动来对付中国。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和族群冲突，不可能通过向中国转移矛盾来得到缓解。

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为何遭到排挤？

实际上，不仅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得不到美国主流的支持，他本人和其他不少现实主义战略家也一直遭到学术界和政界的排挤。

例如，这个学派的人很难申请到美国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知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也曾说过，哈佛大学等美国最顶级的大学不能接受这样一个非主流的学者，因此米尔斯海默只能去芝加哥大学工作，这种可以接纳非主流观点的大学并不多。

这是因为，美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具有充足的自主性的国家，而是一个由资本家统治的“公司制”国家，政客、学者、媒体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大学也是要依赖资本家的捐助的。政客为金主提供权力支持，学者为金主提供知识支持，媒体为金主提供舆论支持。“资本家没有祖国”，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小算盘，而不是国家利益。

我并不是说美国资本家对中国是善良的，但是事实上他们确实依赖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失去中国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将会严重受损，也会导致美国发生更多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米尔斯海默是一个忠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家。虽然他的理论逻辑仍然具有强烈的偏见和致命的自负，但是和美国主流的那种意识形态优越论、宗教优越论相比，他的观点似乎显得还算客观一些。米尔斯海默看待中国的视角是最毒辣的，但是这样的学者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没有阶级基础，也没有身份政治的基础。他们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也就得不到任何集团的支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孟维瞻认为，美国最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泛滥、冷战胜利遗留的傲慢、政策的不延续性、利益集团对政治的绑架，阻止了这些人获得重用的机会。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很多美国总统就是战略家，但今天没有培养战略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