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世界、苏联遗产与对乌军事行动的性质

伴随着俄罗斯领导人的“通三统”努力，“俄罗斯世界”理念在2010年前后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之一。在2014年后俄罗斯领导层进一步推动的“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和世界观中，俄罗斯国家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局限在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俄罗斯公民，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带有鲜明文化和文明论性质的概念。在这样的世界观里，当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俄罗斯人”的威胁，且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时，俄罗斯国家便可以在境外（但可能是“俄罗斯世界”内）使用武装力量。这也成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的道义正名之一，因为乌克兰东部两个俄罗斯族裔为主要居民的“共和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向俄罗斯发出了这样的保护请求。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还提出了有可能覆盖整个后苏联空间的一般规则：只有当周边国家践行针对俄罗斯的“友邦关系”政策时，俄罗斯才会承认它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周边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国内各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特别是俄罗斯族裔居民、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居民和讲俄语的居民；周边国家只能参加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而不能参加除此以外的军事和安全一体化进程，尤其不能参与西方主导的一体化进程。

这些我称为“克里米亚原则”的方针，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也得以进一步体现和细化。以普京2月21日的长篇演讲和2月24日带有战争动员性质的讲话为例，二者从三个不同层面论述了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

第一，过去三十年北约五次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安全威胁，这种不断积累的威胁已经关乎俄罗斯的生死存亡。

第二，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的八年里对乌东地区的压迫，限制乃至剥夺了该地区俄罗斯族裔的文化语言权力和选择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力，甚至达到了“种族清洗”的程度。

第三，基辅政权纵容极右翼力量，甚至自身已经蜕变为法西斯政权，因此俄罗斯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将乌克兰（人民）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一场“解放战争”。

上述三重论述相互关联，但是在不同阶段被以不同方式调用，强度也有所不同。俄罗斯最初更重视第一层次的论述，试图援引《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为自己在顿巴斯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提供国际法依据。2月底以后，第二、三层次的论述明显逐渐增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因此被频繁调用。

2022年3月中旬后，俄罗斯军队使用的符号除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被迅速推广的象征胜利的“Z”和“V”字符号之外，还出现了沙俄军队旗号、苏联国旗、卫国战争胜利旗帜和俄罗斯国旗交叉出现的场面；在赫尔松、马里乌波尔等地区，俄军甚至在一些标志性建筑上只升起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旗帜，而没有俄罗斯国旗。

对乌军事行动发生在苏联解体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这似乎是某种预兆：当年苏联解体作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其实一直没有终结，如今的俄乌冲突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真正终结这个历史过程。俄罗斯的“帝国反击战”，究竟是将完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民族国家的重生？还是将导致俄乌双方进入漫长的“冻结冲突”（frozen conflict），并将乌东两“共和国”过去八年的局面扩大到整个乌克兰东部甚至南部？抑或是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期暗示的那样，在俄白联盟的基础上再加上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乌东甚至“新俄罗斯”地区，组成一个新的政治实体？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内政部大楼的外墙上出现了“红旗奶奶”巨幅壁画

文明论与国际规则

上述“两个帝国体系间冲突”的性质，撕裂了人们对于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评判。俄罗斯对北约和美国单极行为的批评——比如在普京2月24日宣布军事行动开始的动员演讲中一一列举的贝尔格莱德（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白色粉末事件等——都具备相当的合法性和普遍的说服力。但当面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批评时，俄罗斯领导人直接援引了科索沃案例，其背后的逻辑只能说是“他们做得的，为什么我做不得”。

如果冷战后的美国是国王新装故事中那个自己不穿衣服，还耀武扬威地要别人按他的要求穿衣行事的国王，那俄罗斯就是那个敢于挑破国王裸身现实的小孩，但他反抗的方式是走到国王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对于这种用“愤世嫉俗”来抵抗“伪善”的策略，无论是部分欧美国家试图推销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另一些国家坚持的以国际法和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实都不能有效解开其中的困局。

隐含在“克里米亚原则”内部、在这次对乌军事行动中进一步体现的，则是俄罗斯方面的文明论理念：只有在超越个人甚至民族国家的文明范畴层面，将战争理解为俄罗斯文明（或者斯拉夫-东正教-欧亚文明）对西方文明及其代理人（乌克兰）的生存危机式的自卫反击，才能理解俄罗斯发动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其正义性才能得到伸张。

“文明/帝国的概念肩负的使命，是反抗由进步主义、科学主义、全球主义、后现代所构建的那个笼罩一切的无所不包的更大的帝国，即便这个更大的帝国是以捍卫个人和民族国家概念的面貌出现的。”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乌的军事行动未必合“法”，却被视为合“理”，合乎更高的一种自然律。

截至2022年5月初，当年接受“芬兰化”政治方案的芬兰也在试图摆脱“芬兰化”的历史尴尬，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对冲突之后乌克兰进行“芬兰化”改造是否还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口中已经处于“脑死亡”的北约，因为俄乌冲突正经历回光返照。

基于安理会五常否决权体系的联合国体系也在发生松动。略显讽刺的是，限制五常否决权的动议虽然由美国推动，但也得到了不少中小国家的支持，该过程背后体现的又恰恰是俄罗斯自己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场作为帝国间冲突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则的长时段冲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