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转型之后，苏东地区社会组织的议题也逐渐发生重大转变。比如环保运动在转型前的东欧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当地社会的具体问题为核心。但是民主化转型之后，这些组织关注的议题反而转移到保护生态多样性、加强环境教育等，往往没有广泛社会运动的支持。

1979年教皇保禄二世到访家乡波兰。图自国会图书馆

四、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的右翼转向和民粹化

还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认为市民社会高于政治社会，总是能促进多元化、民主和社会进步，因而具有道德上的领导权。对苏东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种狭义的市民社会定义，而不能被治理和控制的、与民主无关的部分广义市民社会，显然被排除在外。这部分市民社会的重新上升，是和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的全球性右翼保守主义和民粹-民族主义回潮紧密联系的。

波兰的团结工会在第一次执政失败之后，其主要票仓已经逐渐从工人转向右翼议题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一方面是由于团结工会在苏东转型的具体自由民主框架中，必然会放弃阶级话语，取而代之的就是以种族、族群、宗教等社会裂痕为基础的政治；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圆桌会议时期天主教会被邀请作为“连结反对各派的粘合剂”，这使得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政治中，重塑波兰身份的世俗声音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而教会拥有所有政治的否决权。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有关堕胎的政策辩论中，团结工会为了巩固教会的支持，也选择反对堕胎，背叛曾经的女性盟友，甚至有一部分反犹的言论。

团结工会的右转复兴了右翼保守主义，以至于在其自身消亡之后，后继出现了两大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和法律与公正党），并进入了议会。2004年，这两者已壮大到可以角逐政权，其中的法律与公正党（PiS）在2005-2007年及2015年之后一直掌握政权。

当市民社会的内在能量无法通过制度化的通道进入政治社会，而社会组织内部也面临职业化和国际捐赠所带来的与社区“脱嵌”问题，新兴的右翼保守主义就很快取而代之，部分攫取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将市民社会已有的建制、组织能力和已形成的网络（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用于非民主的政治目标。

苏东地区的右翼政党也创造、激发和利用了所谓的“非公民性”市民社会（uncivil society）。匈牙利的欧尔班在2002年创建的草根网络“公民界运动”就是重要的例子。这一网络由多个组织和媒体组织组成，重提宗教和民族议题，试图重新建构何为“欧洲性”和“公民权”，并把中左的政治派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这一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为城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教士和广义的爱国者，比起此前提到的各种“悬浮”的社会组织拥有更广泛的草根基础。

五、结语

苏东地区转型前后市民社会的实践经验显示，原有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生发出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想象。而苏东地区的历史情境和转型特性挑战了自由主义市民社会话语的普世性。苏东地区从革命到日常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从民主转型的推手到转型后社会中政治疏离、被新自由主义和保守力量所俘获的对象，成为新的社会分裂、右翼保守化的载体和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