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昕、郦菁】

“市民社会”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社会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范式制度化推动下经历了全球复兴，而苏联东欧地区转型国家是该进程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苏东语境下“市民社会”的考察，以及背后反映出“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也是总结对于三十年苏东转型总体经验的一个重要角度。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两大传统

市民社会理论本身有两大理论传统，其一认为市民社会应独立于政治社会，这源自洛克“社会先于国家”的“信托说”。而另一个重要的潜流是孟德斯鸠，后者认为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形成了一个非政治的社会领域，而在于促成政治体系权力多元化的基础。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学界和政界，仅仅前一种理论传统被普遍调用。在这种新话语中，市民社会成为了国家威权的对抗者。转型后的苏东国家也被迅速织入这一话语，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威权国家的典型。

二、新兴社会组织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

转型前期，东欧的新兴社会组织普遍经历政治化；转型之后的最初阶段，其中颇有一部分组织和运动领袖掌握了国家政权，或至少是进入了制度化的政治社会。然而，转型成功后，掌握政权的精英、西方国际组织和主要的霸权国家并不愿意转型期市民社会的激进政治和草根参与得以延续。他们达成的新共识恰是“去激进化”“去政治化”，因为民粹主义的不可控性无法用理性计算的治理框架轻易驯服，也无助于建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和紧缩改革方案。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必然从转型经济正义与社会保障转向形式化的个人权利，而政治的中介力量也自然从社运活动家转向经济学家、宪政专家和技术官僚。

如此，“去政治化”的新图景改变了苏东市民社会初期发展的社会基础。一些成功转型为政党的组织，必然会因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不同要求而严重分裂。早在圆桌会议之前，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并不希望该组织成为执政党，而另一名团结工会早年的女性领袖安娜·瓦连季诺维奇甚至比瓦文萨更加反对政党化，希望保持组织的工会性质，还严厉批评了瓦文萨的态度不够坚定。

从第一次执政开始，团结工会内部知识分子精英控制了政府，而基层工人活动家则控制了议会。前者基本抛弃了早期工会的社会网络，而后者时常发动市民社会罢工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以保护转型政策中工人的权利。持续的分裂使得团结工会在新世纪之后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和公共空间。

在某些情况下，转型后的市民社会还与政治社会发生了激烈对抗，出现了“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的现象。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煤田区的“罗马尼亚矿工工会”与团结工会等组织不尽相同，一直坚持政治化原则，即使转型后也没有放弃激进的游行抗议，甚至还卷入了很多暴力事件。但因为与左右翼政府都缺乏妥善沟通与协商的制度化渠道，也不得不接受煤矿关闭、组织式微的局面。

波兰团结工会

三、西方精英和本土精英合谋的政治后果

与“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之间的钟摆运动并行的，是东欧市民社会参与率的大幅下降，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无法达成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两者之间缺乏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的制度渠道。这也恰是因为新近建构的民主制度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精英与本土精英的一种合谋，把自由民主之外的政治方案都排除在外，也把市民社会的各种政治能量和诉求，比如大众参与的诉求、对于社会福利的期待、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激进、反民粹的名义，压制在正式政治场域之外。然而这种政治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使市民社会在内爆与对政治的冷漠之间徘徊，很难找到平衡点。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争论之外，市民社会理论另一重要观点强调其自发性、“自愿结社主义”以达至社会团结。但在现实中，在自由民主的转型道路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欧美的基金会为苏东地区的社会组织提供了资金和人员援助，作为其外交政策和和所谓“民主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东欧的援助尤其多。在1989-1994年间，该机构每年在东欧的投入大约达到了3.6亿美元。欧盟提供资金的“法尔计划”（旨在援助位于中欧和东欧的申请国，协助其加入欧盟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对这些国家市民社会领域、各种社会组织的资助。2000年之后，欧盟也将“市民社会”引入自己针对部分前苏联国家推行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实质上把这些国家内部市民社会的发育和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前景联系起来。

市民社会组织职业化问题带来了人员构成、训练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受外部资源培育而崛起的这些组织的本土管理者很快成为了一批拥有国际资源的当地精英。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接受的培训并不强调在基层社区内寻找筹款机会，更多是学习如何在国外捐助者要求的规格体系内填写申请、召开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如何游说本国的议会等内容，但对于如何与基层社区联系，动员基层民众支持则少有涉及。这类培训达到的目标更多是组织自身发展的机会与个人职业经历的完善。这个职业阶层悬浮于民族国家政治与其社会网络之外，从而只有“治理”，而无政治，而市民社会的运营者与管理者也更多成为新兴的全球中产阶级职业群体的一分子。

外来资金的牵制也是市民社会无法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数的市民社会援助项目成为地方精英争食的对象，新兴的社会组织也更为关注出资方的选择与考核标准，并在实践议题上向其考核标准靠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当地成员，或者回应当地社会的需求，开辟本土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