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选拔、晋升机制不连贯

如今从成为讲师或者特聘人员，拿到竞争编制的入场券，到完成相应的考核拿到编制，在很多一本高校其实成功率已经不到一半了，部分极端的高校只有10%左右甚至更低。

而能拿到入场券的人，已经都是大众眼里“别人家的孩子”、“卷王”了，基本上必须要有国内外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还要有耀眼的学术发表成果，最好在学术界拥有良好的社交关系并获得前辈的鼎立推荐。不少高校还很看重第一学历，那就要求从高中开始就要一直优秀。

以上条件若有一条不满足，那学术发表成果的要求还要比一般人高得多。至于满足不了学术发表要求的，则往往一票否决。反过来说，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高校如果特事特办放宽对某些学者的发表要求，反而会被怀疑是私相授受“量身定制”的结果。

有资格参与高校教师选拔的条件不仅高，而且近几年由于“僧多粥少”的情况加剧，哪怕时间节点只相差一年，选拔条件也有可能又增加不少。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加剧高校用人中的年龄歧视，让有志于科研者缺乏容错空间，更加如履薄冰、谨小慎微。

一方面是有志于科研者普遍内卷，另一方面是缺乏容错机制，这就导致高校教师选拔、晋升机制不连贯造成的危害更加突出和尖锐。

目前在研究生培养中，硕士更加强调掌握科研技能，博士则要产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理论上要求有一定的独立科研能力。在这个阶段里，如果具有一定的学术发表成果，那就能拿到成为高校教师的入场券。

目前大部分高校都采取“非升即走”的选拔机制，也就是说先将符合要求的聘用为临时岗位，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五年）后，如果科研成果质量达不到学校的要求，则不能获得该校的教学编制，也不能留任在先前聘用的临时岗位上。

当然，和采取类似制度的美国高校相比，国内一些高校增加了保底机制。例如，没有通过“非升即走”的可以获得实验室管理员或者助教等岗位，有个别高校还可转到辅导员这样的行政岗。

获得教学编制之后，后续的竞争主要围绕能否长期产生高质量科研成果、成果与科学前沿的相关性、成果与国家需要的匹配度等三个方面展开。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选拔和晋升体系是循序渐进、秩序井然的，但实际上往往已经属于更换赛道了，局部最优结果与全局最优很难协调出现，不仅造成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还导致学者的学术生命容易“猝死”。

理论上的学术选拔、竞争机制

以博士生培养为例，如果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博士生相对独立地开展科研，那么这些博士生毕业的时候，就很难达到高校的学术发表要求，连成为高校教师的入场券都拿不到。

为了多发好论文，增加成为高校教师的赢面，内部分工合作已成为很多课题组的常态，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这样才更有可能“量产”高水平论文。很多高校也鼓励这种趋势，反对甚至敌视学生自由探索。

因此，很多拿到入场券的临聘教师，只是某一项学术技能非常突出，自主确定研究课题和设计实验的能力并不突出。于是有的临聘教师，干脆又在新的学校拜入优秀学术前辈的课题组，继续维持与博士生期间类似的合作发表关系，以此达到学校的考核要求。

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临聘教师虽然已经有过6~8年的学术经历，而且考核期一般长达5年，但却觉得考核期做不了什么明显的创新。因为打下坚实基础的博士生，很难成为临聘教师；而成为临聘教师的人，往往并没有很好地打下基础。

后面这类教师，倾向于对学生复制自己当年的那一套，强调学生只要掌握某项技能就行了，对学术生涯进行总体设计和指导学生的能力并不强。学生有可能发现自己即使在一门技术上花费大量时间后，导师规划的研究课题却做不通，甚至不具有可行性，不得不开始独立研究时，已经无法按时毕业。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意味着该学生从事学术工作的可能性剧烈下降，并影响在工业界的就业，而且将导致学生与老师的冲突迅速白热化。

在拿到教师编制后，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为了拿到编制，科研工作者往往热衷于研究刮痧式的问题，这样才能每年都有明确的进步，甚至按日计功。而那些更加深入和本质的问题，需要连续攻克若干个难点，甚至是非本专业的难点，才能取得明显的进步。

比如说一个厨师，在水煮肉片的基础上，今天搞一个水煮鱼，明天搞一个水煮豆腐都不难。但如果要做一道滑嫩鲜香可与水煮肉片相媲美，但既不能高盐也不能高油，成本还得类似的菜，那就很难了。

即使是做出来了，由于连续攻克若干个难点，这样的论文想要既脉络清晰又逻辑顺畅，也是非常难写的。再退一步说，就算写出来了，由于这样的论文读起来思维负担偏大，也是不容易被学术期刊接收并认识到价值的。最近大热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团队在第一次投稿时，就因为类似的原因失败了。

因此，符合国家需要或科学意义很大的研究，本身就不是那些刮痧式研究的发展和后续，而是涉及到重新学习和重新选题的问题。此时，由于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高校教师已经有编制了，因此有一些就倾向于让学生做不同的方向去试错，这也是导致高校师生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由于频繁换道，产生最有价值的成果的时间反而一再推迟。每次换道将会产生很强的挫败感，降低了科研的价值感，导致学者过早地丧失探索的兴趣，丧失学术追求。

同时每次换道，补课任务和新的挑战越来越大，违反了一般职业生涯先难后易的普遍规律，导致中国学术圈竞技体育化，学者的学术生命不仅短，而且很容易突然终结。

高校教师自杀虽是个例，但高校师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引起重视。如何在“拒绝崇高”的大背景下，重新定义高校教师和教书育人的价值已然是迫在眉睫。同时，不合理的选拔、晋升机制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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