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知对抗的应对策略

通过上文简述，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出认知影响的链条了：当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对它感兴趣，读了以后产生了情绪；最后这个消息改变了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认识。这个链条背后是我们应对的三个抓手，分别是：技术手段、情绪和心理、理性思维。

（一）技术手段

能不能让受众看到消息，背后是政策和算法技术：受众用什么形式去阅读消息，比如说文字、图片还是短视频，取决于互联网和媒体技术的发展。

技术是基础条件，技术在改变着受众。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重点在于我们如何使用。

从需要警惕的角度而言：读报时代受众普遍容易产生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屏幕时代到来后，信息和视觉的超载，大脑倾向于扫描信息而不是处理信息。

受众越来越无法认真阅读一本书，信息处理方式的弱化导致了受众更容易被改变。有的思维能力不常用就会消失敏感性导致蜕化，例如记忆卸载。

现在80后普遍还能想起小时候一口气说出十多个电话号码的经历，但今天的年轻人普遍记不住5个以上的电话号码，这是因为手机的智能化让电话号码的储存就是顺手的事情，记忆能力被慢慢被卸载掉了。

例如思考卸载。短视频的出现让受众在面对内容时强调临场感，而忽略了识别、推理、决策的过程（对比你读文字小说）。一旦思考被卸载了，内容和负载的情绪以及价值观会很快传递过去。

比如我们在看到一个博眼球的新闻时会花多久去思考呢？还是会看看评论区谁和我有一样的观点？即使这个观点是别人赋予的。

例如探索卸载。比如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然需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学习的一大帮助不一定是给你足够的知识，但它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探索，探索到知识后应当如何去分析整理。而人工智能出现后，全部的思维链条都可以被卸载掉了。

如果时间足够久，我们精密的、复杂的思维过程的确会呈现岌岌可危的状态。卸载越多，我们也就越容易被别人改变认知。

这里我们不是去探讨技术的善恶，而是要清醒的认识到，技术的确具有强大的改造能力。而应对未来认知战的挑战，技术也是首当其冲最应当被关注的重点。

多米尼克·莫伊西的著作《情感的地缘政治》

（二）情绪和心理

对信息感兴趣，读了以后产生了情绪，而情绪的主导力是不容忽视的。在政治和战略层面，低估情绪的影响是错误的。

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在他的著作《情感的地缘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Emotion)中展示了情感——希望、恐惧和屈辱——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塑造世界和国际关系。

叙事的一大作用就是通过对事件的拆解解读，赋予我们情绪和心理。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大脑可以很精密，但多少情况下我们的决策是情绪在主导的呢？不论公开内容如何出现，我们都容易把它做一个非常直观的“好恶分类”。这个过程就是通过叙事策略对情绪的潜在改变。

（三）理性思维

上述两个阶段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深度理性思考的阶段了。

俄乌冲突可以从大国关系解读、可以从军事角度解读。战争实践表明，有形领域的战争虽然可以削弱敌方的军事实力，但并不能达到战争的全部目的。

面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能形同虚设，其作用甚至会制造出新的敌人。因此，仅靠物理领域的战争来解决认知领域的问题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领域，俄乌双方都没有建立其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另一方面，俄乌双方都没有建立起超越这些方面的更高维的价值观。所以战争双方会出现各种焦灼的、谁也无法说服谁的状态。

北约强调认知战的鼻祖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深刻意义不仅是一种军事威慑的有效传递，更蕴含着价值观的有效传递，即“我现在的行为到底有没有意义”。

未来对抗中，价值观高地的争夺一定是认知对抗中最为高维的争夺。技术可以封闭一时，但无法永久禁锢；情绪可以主宰一时，但无法持久主宰；记忆可以被抹去甚至是篡改，但生命力最强大的体现则是拥有非常自洽和完整的价值观。

对于中国来说，立足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深厚力量，加强民族感情和个人感情的联系，加强国家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联系，加强叙事阐释能力建设，不断完善我国和人民的认知博弈能力建设是应对未来战争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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