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政策的产物

按照汤敏的设想，1999年的大学扩招节奏是“三年扩一倍”，但实际情况是扩招了五倍，捉襟见肘的校舍和师资跟不上陡增的应届生人数，公立高校普遍面临没钱扩张的问题。

在中国，这种情况有一个百试百灵的方案：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高教集团得以成型，历经了三个阶段：

1、公办高校成立独立院校；

2、独立院校从公办高校脱离；

3、高教集团并购整合独立院校。

1999年扩招后，各大公立院校纷纷引入民间资本，大量录取分数线极低的“xx大学xx学院”应运而生。这种方式既响应了大学扩招的号召，又避免了低分生源“稀释”了本部生源质量。更重要的是，高额学费无形中带来了大量额外收入。一桌麻将，四个人全赢了。

2003年，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为公立高校这种先行先试赋予了合法性，潜伏在水下的独立学院纷纷冒头。

根据中国科学报的统计，中国独立院校在2004年猛增，从2003年的9所暴增至215所。独立学院培养的学生，一度占整体大学生的三成以上。

但2003年的这项政策也带来了新问题：在这之前，民办学院属于模糊地带，需要“挂靠”在有资质的公立院校下运营。政策发布后，有了合法性的民办学院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背后的公立高校了。

在以往所谓的合作办学模式中，公立高校往往极为强势。金陵学院的党委书记就公开吐槽过这个问题：我们学院的资金不成问题，我们仅仅有偿局部使用南京大学的资源，但是南大没有投入一分钱，反而金陵学院已经向南大上缴了几百万，而这个费用一般占独立学院学费收入的15%~30%。

一方面，民办学院是公立高校收入的重要一部分，另一方面，民办学院又一直有“脱钩”的心思。两者的拉扯持续了十多年，直到2018年，民办学院迎来了翻身的机会。

当年送审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实施条例（送审稿）》中出现一条规定：禁止公办院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盈利性学校，且公办学校不得以品牌输出方式获得收益。

这条政策给两者十五年的纠葛画上了句号，嗅到危机的公立院校对民办学院态度大变，纷纷开始把下辖的民办院校转手。虽然这条草案今年7月才正式通过，但在这之前，民办学院的股份转让和改名已经大面积出现。

这项政策的另一个影响是，由于民办学院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他们便可以依靠雄厚的资本实力并购扩张，而不是依托于单个民办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又一个“三本之王”站了出来。

时至今日，各大高教集团的收购并购仍在进行中。

03.教育的生意

对高教集团来说，主要的经营成本由地租、教师工资等硬性开支组成。这些高教集团的教学水平如何，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利润水平来衡量：毛利率越低的公司，很可能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成本。

换句话说，毛利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一个学生的学费，到底有多少花在了教育上。

毕竟对高校来说，让一个老师带500个学生，或者一个宿舍住10个人（有这种情况的可以留言让大家见见世面），显然都不现实，唯一压缩成本的手段，自然是降低教育质量，比如砍砍教师工资，压缩压缩设备支出。

以两家头部公司的数据为例：

中教控股2021年营收36.82亿元，对应27.96万学生，人均收入1.3万元，人均成本5400元。

希望教育2021年营收23.24亿元，对应23.21万人，人均收入1万元，人均成本4900元。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毛利率高达70%的院校，其师资力量的成色，很难不让人心存疑虑。

对于民办学院/高教集团这类机构来说，本身没什么三费开支，毛利率和净利率理论上应该差不多。但就财报呈现，各家高教集团的净利率相去甚远，原因还是把钱花在了收购/并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