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个拥有1亿多名党员、连续执政70多年的政党，凭什么能带着14亿人跑出“两大奇迹”，而一些西方多党制国家却深陷极化、停摆、“翻烧饼”的死循环？答案离不开两个字：团结。

为什么说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法宝”？为什么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没有选择“抄作业”，而是从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合作型”政党文明？从“三三制”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统一战线为什么成了今天更重要了？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就让我们一起循着百年大党的奋进足迹，读懂“团结”二字里蕴藏的制胜密码，看清统一战线这一强大法宝如何在百年征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与实践优势，进而读懂我们党依靠团结创造历史、迈向未来的深层逻辑。

叶子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战研究中心研究员：

就在今年暑期，一条新闻让人啼笑皆非。大陆的小熊猫亮相台北，软乎乎的样子圈粉无数，台湾民众排着队打卡。本来是场治愈感拉满的两岸文化交流，结果绿营媒体和网军直接破防，硬把小动物给扣上了“统战”的帽子，好好的萌宠交流，愣是被他们解读成了“政治阴谋”。

“万物皆可统战，往来即是渗透”，这套扭曲的叙事，现在已经成了台湾民进党当局及部分海外舆论场的惯用伎俩。一提到“统战”二字，有人立马就高度敏感，刻意把它和“渗透”强行联系在一起，简直是“谈统战色变”。

但反过来想，越是遭到抹黑、被人忌惮，恰恰越说明这件事有分量、有价值。他们惧怕的，从来不是“统战”这两个字眼，而是怕中国人的人心拢到一起、力量聚到一块，再也不上“话语碰瓷”的当了。

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何谓统战？“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国台办发言人已经讲清楚了，统战可不是阴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的风雨征程，我们党从几十人的小组织，成长为拥有1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带领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给大家一组很直观的数据，我们可以一起感受一下这份“政党奇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共有近万个政党，能存续超过百年的本就寥寥无几；在百年政党里，能够连续执政70年以上，并且同时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再看看西方鼓吹了几百年的“多党竞争制”，现在是什么光景？美国两党极化互撕恶斗，联邦政府说停摆就停摆，一项基建法案能拉锯十几年。加州那条规划520英里的高铁，2008年立项，到今年核心段还没通车，预算从330亿美元直接飙到1200多亿，堪称“基建界鸽王”。欧洲更热闹，政党碎片化严重，组阁谈判动辄耗时数月，政策朝令夕改。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短短十年间已经换了‌七任首相‌，最短的才干了49天，比咱们找工作的“试用期”还短。一些照搬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大多陷入“政党轮替、政局动荡、发展停滞”的死循环。

根源究竟在哪？西方政党制度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就是“对抗”，我上台、你下台，我的利益优先、你的诉求靠边，本质是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而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条路的底色不是分裂，是团结；这条路的内核不是对抗，是合作。这条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称之为新型政党制度。

统一战线孕育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框架”，其实还真不是。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有句名言，他说，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长期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等土壤中“长”出来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从模仿西方的多党制，到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再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新型政党制度，走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流变过程。道理很简单，只有土里长出来的制度才有生命力，抄来的作业，永远答不好自己的考卷。

往前倒一百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包括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农民经济、个体经济等在内的复杂的经济结构；社会矛盾在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单靠任何一个阶级单打独斗，都救不了中国，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除了刚才所说的经济与政治土壤，这套制度也藏着中国人的文化密码。老祖宗早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合”两个字，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处事智慧——万事万物，和才能共生，同只会枯竭。“和合”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各种事物之间关系最佳状态的一种期待性表达。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土壤“长”出来的基本政治制度，正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这套制度的雏形，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了。当年陕甘宁边区搞“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既保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能真正参与政权建设，有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时候，大批爱国青年放弃国统区的生活，往延安跑、往解放区跑——不是被强迫的，是真心觉得这里有希望。

为促进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图为《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 云南人大

除了“向延安”，还有“向北方”。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一起开政治协商会议，商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消息一出，全国震动。李济深、沈钧儒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郭沫若、茅盾等各界贤达，冒着国民党的封锁和生命危险，从香港、从国统区、从海外，辗转北上解放区。同样没有强迫，也没有利益交换，他们是主动选择站到共产党身边，汇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一起商量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从诞生之初，我们的政党关系就不是“对手”，而是“战友”；我们的制度模式就不是“轮流坐庄”，而是“合作共事”。

对比一下西方政党的起源，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是不同贵族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本质是不同资本阵营的博弈工具。它们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是为了争夺执政权而来的，对抗是刻在骨子里的。

所以我们说，西方是“竞争型政党制度”，中国是“合作型政党制度”。而“合作”之所以流淌在血脉里，正是统一战线赋予的。

这种合作基因，也奠定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政党关系。大家都听过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里必须划重点，它们不是 “在野党”，更不是 “反对党”。“在野党”天天盯着执政党出错，就等着取而代之；“反对党”的逻辑更简单，“check，check，check，check for check”，为了反对而反对，不管政策好不好、对不对，先否决了再说。而“参政党”是什么？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一句话：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国家好，大家都好；国家有难，大家一起扛。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随党校的调研团去了趟贵州毕节。亲眼看到，在那里各民主党派中央30多年如一日，共同支持黔西北这片土地的建设，这样的制度化安排让我很感慨，也让我坚定研究统一战线，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脱贫攻坚那几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份，围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情况、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情况等重难点问题，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进村入户摸实情，没有一个站在岸边说风凉话，没有一个等着看笑话。

2024年6月28日，民盟中央“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推动会现场照片。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

这种事放在西方政坛，根本不可想象。执政党推民生政策，在野党第一反应是挑刺、抹黑、拆台，最好把你搞下台，功劳就归我了。为什么我们能做到？因为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从来都是大团结、大联合。我们的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共产党的利益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民主党派的诉求也始终与民族复兴同频。目标一致，自然就能肝胆相照。

而且我们的合作，不是嘴上说说，有一整套成熟的协商机制：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不是走过场，是真商量、真落地。这套机制的本质，就是“有事好商量”的理念。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所在。它不是舶来品，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出的制度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