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有网友希望我谈谈台湾地区的农民福利，尤其是养老金的部分，主要是最近大陆有学者建议给农民涨养老金以刺激消费，引起热议。

于此，必须说明的是，台湾地区的农村与农民，恐怕不能与大陆农村与农民看成一回事。两岸在农业层面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各有利弊，而且规模根本不能比，因此本文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对岸同胞一点启发与借鉴。

至于，给农民涨养老金能否刺激消费，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如果这个办法在大陆属于“精准投放”，那在台湾就不是，许多台湾农民的消费力属于顶级中产，甚至富人程度，他们不差钱，也没有劳工专属的后顾之忧。

当然不是所有台湾农民都过得滋润，但他们是受到高度保护的族群，消费力并不比劳工低多少。近十年，台湾农家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非农家之87.49%，若以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比较，农家则为非农家之79.79%。

重点是，每个农户的人口比城市户多，因此被平均掉了。再者，以务农为主要收入的农户很少，大多数的农户主要收入来源是“非农所得”，也就是年轻农民兼职劳工，甚至主业就是劳工。所以只看平均值的意义有限。

我就寄居在农民豪宅里

以个人亲身经历来说，我是从大台北地区搬迁到农业县宜兰的中产——在台湾算中产，但在小红书与抖音上算穷人——由于个人将“贷款”当毒药，坚持全款买房，因此租屋到现在，而我在农业县居住的现任房东，就是农民，隔壁邻居也是。

我不是没能力买房，只是没能力“全款买到喜欢的房子”。这个痛点，在台湾农民身上基本是不存在的。我的房东是自家农地转建地之后，坐地起楼，不必负担土地成本，拥有两栋三层楼的别墅型房子，邻居屋主也是两栋同型的房子。这两栋别墅还不是房东唯一的房产，他们老夫妻与子女又各有房产，这两栋是纯出租。

隔壁邻居有三辆私家车停在其门口的私人停车空间，每辆车的价格都超过百万台币，其中一辆超过两百万。户主的子女是上班族，户主年纪不到六十岁，既没有务农，也没有非农工作，在附近一块小小的地方（占地只可停两辆SUV汽车）种点蔬菜，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是为了保住农民身份。

至于房屋市值，每栋大约1000万到1500万台币，高铁拍板定案后，地价又开始增长，估计未来五年会涨到2000万。这样你就知道一个中产的收入为何追不上房价了。邻居的家门口不远处，还有本属于他的两亩地已经售出，农地改建地，不知赚了几亿。

这种等级的农户地主，不高不低，在台湾不算少见。

城市中产寄居于农户屋檐下，你觉得“农民”在一般人眼里是什么样的存在？虽然我的案例比较特别，但若一般有房产的城市居民知道我的高质量生活环境与低支出，他们会将嘴唇咬出血。

我住的房子可不是土不拉叽的农村房，而是像下图这种杭州别墅型，占地约50平方米，房东将整栋房隔出了8户出租，我租了一楼独户，每月租金不到1800元人民币，楼上的大约1200元一户。换作是大台北，这种条件的租金要人民币5000元以上。

那么，宜兰生活机能如何？只能说，虽然没地铁，高速公路仅一条，但该有的都有。这个农业县仍有大面积的农田，但也不缺“城市感”，而建筑限高，所以居民更不缺蓝天，水质也好。个人认为，宜兰是台湾最宜居的地方，背山面海，无论要亲水，要吻山，都是15分钟车程。我已经爽了十年，相当同情台北人。

以上这一大段个人经历，只强调一件事：台湾城乡差距，以及农民与上班族的收入/福利差距，应该比大陆小得多。

我知道读者希望了解的是两岸农民养老金的差异，但如果不了解两岸农民的整体差异，很难体会台湾农民为什么比较没有“养老焦虑”，所以容我多唠叨几句宏观看法。

先下结论，总的来说，台湾农民基本没有“钱不够用”的问题。

宜兰乡下农民自建的房子

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

首先要问的是，在工商社会里，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两岸有何不同？

任何工业化后的国家或地区，农业的GDP与人口占比都很低，但农民在所谓的“民主”社会，却是一个“高杠杆选民”的存在，因为农民集中在某些地区，人数虽少，但那些地区的政治席次并不少。这一点只要看美国政党为何这么重视农业州就知道了。

农民族群高度组织化，相对容易动员，在台湾，这叫做“选票基本盘”。而农民因为被工商社会给边缘化了，有地位焦虑。看天吃饭，收入又不稳定，加入了WTO之后，外来竞争也加剧，因此抗争意愿比较强。选举高杠杆特性使得农民成为政党的重要争取对象，所以往往能获取政策红利。

此外，工业化与资本化让农业产生质变，要么就转变为大型农业，催生大地主/大农企业，使得农民又一次被切割为贫农与富农；要么就转型为小农业态，往服务业的方向发展以增加业外收入，例如休闲农场。于此，农民与富商的界线模糊了，农与非农的界线也模糊了，农民不再是历史里那一种单纯的存在。

将农村农民融入工商社会，或者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目的就是“盘活农村”。两岸有着相同的目的，但私有制与集体制促成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台湾地狭，只能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转型成服务业。外来竞争，又逼出精致农业、文化农业，而这些转向都需要政府对农民加倍补贴与保护来实现。这还算正面。

负面效应，主要是为了吸引资金到农业，台湾放宽了“农地农用”的限制，致使资本与投资客入场炒地，并联合农民勒索政党一再松绑“农地转建地”的束缚，然后原本为了种田方便而盖的农舍，变成“为了盖豪宅而假装种田”的荒谬现象。

在本世纪以前，台湾只有农民可取得农地，本世纪以后，谁都可以买农地，而且农地可分割交易——从五公顷限制下调至0.25公顷——致使农田细碎化，小块农地被包装成“别墅用地”贩售。为什么这么做？白话说，即加入WTO后为了转型而提高农业自主性，让农民收入多元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湾农地是全亚洲最贵农地。大量持有农地者不是农民，而是历史印象中田连阡陌的地主。

大陆集体制的好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若劳工收入没了，还能回乡务农，这是一种制度性权利。但台湾不一定，因为不是所有农民都有土地，“田连阡陌”的农民更是少数。

在台湾，一般人眼中的农民，更像是“拥有土地的劳工或军公教人士”。听起来好像特权阶级，但也有15%左右的农民没有土地（类似佃农）。而“有土地，但地太小而需要租地”的半自耕农，则为35%。

对于50%台湾农民而言，他们要面对的是全亚洲最贵的土地，而来自政府的现金补贴在昂贵的地价面前，根本杯水车薪。租金虽然不算贵，但经营农业需要长租，而地主通常不愿意长租。为什么？因为台湾早期的“耕者有其田”福利政策，让地主农民很怕长租后失去或被削弱土地所有权。

因此，鼓励（无地）青年务农，成效不彰。而与其收租金，地主农民更愿意与炒地者联手施压政府松绑土地买卖限制，走暴富之路。卖一小块地，可能抵得上100年租金收入。

换言之，若论“制度性生存保障”，台湾有一半的农民不如大陆农民。这就是偏重“集体”与“个体”的差别。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特征就是弱肉强食，与社会主义比起来，可以这么看——前者是“保障强者”，后者是“保障弱者”。

回头看看上述个人经历，宜兰正是“农舍别墅化”的重灾区，我房东与邻居的躺平人生就是铁证，有些富农得利于农田上的农舍别墅，有些得利于“农地改建地”。他们可不算最富的农民，消费力却恐比城市中产还高，绝对不是扶贫的对象。

形容“民主化”后的台湾农村，即“农地资产化、农业服务业化、农民多元兼业化”，私有制确保了较强的转型动力，但也加剧了分配不公。所以才说，两岸的核心差异在于“私有制”。

你若直觉认为，台湾农民福利比大陆好，主要因为现金补贴，而现金补贴只是在弥补台湾农民失去，而大陆农民依然拥有的“生产资料”，或身份保障。

大陆是自上而下地主导农村发展，台湾是自下而上地经由农会、产销班等组织搭配地方选举驱动政治资源挹注，以推动发展。因此对于“提振消费是否应瞄准农村农民”的问题，两岸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