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这种幻觉害人不浅。它使得许多高校研究生心生惰性，完全想不到在完成科研任务之余拓展眼界、自我完善。尽管他们以“人才”自居，但是在用人单位看来，他们既缺乏坚实的知识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沟通能力，无法胜任实际工作。顶着“双一流”高校名头的博士，竟也免不了这类毛病。在此分享几个亲身经历的案例。

博士A：

此君在面试中只是被动地回答问题，除此之外懒得开口，完全没有与人沟通的欲望。为了调节氛围，我问他曾在研究项目中解决哪些具体技术问题，为的是给他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孰料此君竟回答：“恐怕和你讲不明白。”

我当即敲打他一番：“讲不明白，要么因为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要么因为你藐视面试官的专业水平。”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辞失当，羞愧不已。

博士B：

我在电话会议中告知此君，我们公司的研发方向是mRNA疫苗，并和他预约了后续沟通。2周之后，此君从山东泰安出发，花了4个小时赶到南京参加面试。面试中，此君声称：“我对mRNA疫苗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了解，你们看着办吧。”

这让包括我在内的面试官们哭笑不得——你有整整2周的时间，难道不能动手用搜索引擎查点资料吗？如果你想要这份工作，那就不该不做任何准备。如果你不想要这份工作，又何必不远千里跑来参加面试？这一出莫不是行为艺术？

博士C：

此君面试时语言逻辑性极差，半天还说不明白自己先前解决了哪些具体技术问题。他自己解释说，对这次面试没做多少准备。

没做多少准备，说明他并不认为这个机会很重要，这种漫不经心的做事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

而且，我是让他谈谈他最近两年经手的科研项目，这本应是他高度熟悉的内容。半天说不清楚项目的要点所在，说明他自己的科研思想就是混乱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还能有个好？

类似经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此，我很想给国内高校即将或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们一句诚恳的忠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也别拿自己太当回事。

别拿自己不当回事，指的是要对自己的人生高度负责，早早制订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而不是毕业时仓促间找个饭碗。前两份工作非常重要，是积累宝贵业界经验、培养实践能力的好机会，一定要认真把握。如果只图钱多事少离家近，过不了两年整个人就废了——饿狼环伺，岂有剩骨？业内真正意义上的好机会终究有限，只可能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不会无缘无故落到你的头上。

别拿自己太当回事，指的是对自身能力要有客观的认知。哪怕是“双一流”级别的高校，也无法保证毕业生直接掌握生物医药企业所需的实践能力，从高校毕业其实是另一场学习的开始。然而，有些毕业生竟然天真地以为，自己现在这点本事足够过舒服日子了，以后不再需要操心了。但站在用人单位的视角，这种真的不具备什么劳动能力，追求效益的企业没功夫哄你开心。哪怕你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如果你缺乏必要的自我认知、不致力于自我完善，在人生其他的维度上，也很难有所建树。

时至今日，“新生代”的表现仍低于生物医药产业界的期待，对于这个问题，高校管理者应当承担比毕业生大得多的责任。作为实业企业的管理者，我对于“大学是象牙塔”这种说法深恶痛绝。公立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那么国家作为投资方，理所应当要求高校培养出国家亟需的各类人才。许多高校享用着民脂民膏，培养出的却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废物点心”，这是极为可耻的事情。

我认为，国家层面应当明确提出“教育为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口号，积极鼓励学以致用的教学和科研导向。基础研究学科可以另当别论，但所有的应用学科都应该以产业界为导向，研究产业界需要的技术，培养产业界需要的人才。这方面倒真有榜样，中国药科大学开展的科研改革堪称表率。

与国内许多高校类似，中国药科大学也曾面临体制僵化、科研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但是中国药科大学能够对症下药，近5年来的科研改革尺度很大、影响极深，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将应用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校一级领导的思路很清晰：本校以应用研究起家，向业界输出技术和人才、增强对业界的影响力，是本校发展的应有之义。那么，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应当以产业界的认可来评判，老学究们的相互吹捧毫无意义。于是，中国药科大学以产业界的认可为导向来分配科研资源，制订了这样的政策：

1.研究生名额的分配，不以职称为基准，而以实际到账的科研经费为基准。如果教职人员的研究真有价值，应该有生物医药企业愿意提供经费支持才对。每50万元换一个博士生名额，每20万元换一个硕士生名额——谁有真本事、谁能创造价值，谁就能分配到更多的研究生，加快研究进度。

2.将企业提供的横向科研经费，纳入科研考评之中。还是那句话，应用研究有没有价值，要看产业界的认可程度。每获得100万元由企业提供的科研经费，在科研考评中视同获得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副教授要想晋升教授，必须有专利授权或转让获得100万元以上的收入。换言之，没钱就是没真本事，少提各种要求。

中国药科大学的科研改革，抓住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核心规律，其深刻程度如同秦国的商鞅变法。科研改革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俗，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学以致用光荣，坐吃山空可耻”很快成为全校上下的共识，促使教师主动联系产业界，既为自己的研究团队构筑必要的经济基础，也为产业界主动输送许多有价值的技术。凭借专利授权和转让获得千万元以上收入的教师，在中国药科大学比比皆是。

我倒是觉得，中国药科大学这样的“商鞅变法”应该尽快推广到更多国内高校。以我的观察，许多高校教师长期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得过且过，思想惰性极强，而且这种现象在一些北方高校尤为突出。唯有“商鞅变法”式的科研改革，才能倒逼他们转变思维方式，迫使他们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应用研究，培养善于实践、具备劳动能力的研究生。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才有望获得更多“新生代”人才，壮大自己的研发团队。

从目前来看，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与美国相比的短板。得益于业界长期积淀的人才“生力军”和诸多高校的良好生态，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端人才供给显得充裕得多。

既然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凸显为中美竞争之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就应当从战略视角来规划高端人才的供给，保证产业发展的后劲。一方面，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无论大小，都应当普遍建立从内部培养人才的机制，挖人顶多能解决对人才的短期需求，而不可能满足长期需求。另一方面，中国高校迫切需要“商鞅变法”式的深刻改革，使得高校对应用研究的重视提升到全新高度，与产业界形成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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