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为延安完全不同于重庆的风气以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一席话所感召，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下了《延安归来》，其立场由原来的中立而转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黄炎培在旧中国不愿从政，他1921年被委任为教育总长，却不愿就职。蒋介石好几次请他做官，他也没答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晚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其子黄大能对此不解，黄炎培解释了缘由：“以前不肯当官，是不想沾那污泥。如今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当的可是人民的官哪！”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所以他才自豪地对其子说“如今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当的可是人民的官”。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视频截图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与子张的身份是师生，代表着“教”，而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文明，政教一体，此教非宗教，乃是文教、教化，在中国文明传统里，政治的根本保障乃在于文教，所谓“政者，正也”。

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礼做乐，确立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根本上是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并奠定了中国文明包括制度、价值在内的文明基础，影响中国后世三千年。正因为西周文明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晚清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才会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惊呼。

孔子所处春秋时代，西周礼乐文明受到冲击、挑战，一方面是内部出现礼坏乐崩即文明失序，另一方面是外部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孔子由此表彰齐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在军事、政治上保护中国文明之功绩。

但保护中国文明光有军事、政治还是不够的，需要军事、政治与文化即政、教两端同时用力。孔子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则是一方面揭明西周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即“仁”，另一方面是系统整理、诠释《五经》，并以“仁”之文化价值观一以贯之其中。孔子通过经学诠释稳固了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从而凝聚大一统国家，中国之为中国，乃是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其后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及其弟子员，儒家以及《五经》由此成为历代的指导思想，并通过科举考试将政治与社会全然贯通。

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面临着当时的“古今之变”，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春秋礼坏乐崩，也就是文明失序时，重建文明秩序、价值秩序，为秦汉以下的郡县制大一统确立了新文明秩序、新价值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会秩序。孔子所做的工作关乎的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乃是“道”的连续，而由《五经》形成的经学，正是通过经学文献及其诠释来承载“道”、“道统”。

毛泽东主席与群众交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八十年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说到的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起责，为解决“有治人，无治法”问题，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答案。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完全是一体的，一方面二者共同构成内外约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只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政治秩序，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无法以其先进性、以其高度觉悟来组织动员人民，也就没有了代表性，而不成其为共产党，正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同样，中国人民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旧中国一样的一盘散沙，也不成其政治学意义上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代表的是社会，第二个答案代表的政治。社会与政治之两端也就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在于德性社会、德性政治的连续。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起责，正是中国德性社会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党的自我革命则是中国德性政治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党纪严于国法，强调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强调共产党的心学，强调党员的修养，这些就是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共产党员的心学之“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共产党员的心学之“学“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学。

跳出历史周期率，也就是保持中国文明传统所说的“可大可久”，其中有中国现代的新“可大可久之道”。中国文明连续性背后是德性政治、德性社会、政治社会高度融合的“可大可久之道”。

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关乎的是政治秩序的问题；两千五百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关乎的是文明秩序的问题，而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与底层支撑在于文明秩序。所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底层支撑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由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生的黄炎培之问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子张之问，二者获得了内在统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得到破解。

孔子回答子张之问，解读周代文明是对夏、商文明的传承发展。两千五百多后的今天，温故而知新，需要有子张之问、孔子之答的文明连续性的自觉意识，来真正整全性地全面、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新时代。

为此，需要全面、通贯地理解七十多年新中国史、百年党史，还要理解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进而再往上理解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史，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明；还要溯源而上理解五千多年前的中国文明，以至八千年前中国文明之起源，这就是通史之为通史的上下节节贯通的“通识”所在。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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